李世民通过“玄武门兵变”取得皇位继承权后，孔颖达擢升为国子博士。不久李世民成了新君主，并封赏功臣。可能因孔颖达与孔子同姓，曲阜又是孔子故里，他被封曲阜县男之爵，转官给事中。给事中隶属门下省，为正五品上阶次官员。论官品，不过中等之官，与其原职比，也并没升迁，但其职责权限却比原来重要多了。给事中的官位虽不算太高，却靠近权力中枢，是参与国家大政的要职。因此，该职位非皇帝亲信之臣不能担任。孔颖达能以太宗皇帝即位之初就选该职，说明君主对他是何等青睐。孔颖达也没有辜负太宗皇帝对他的信任，任职期间的确是恪尽职守，倾心事主，每每犯颜直谏。

唐太宗曾问孔颖达：“《论语》中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这话有什么深切的涵义吗?”

孔颖达从容答道：“圣人教义都是涵义至深的，至于陛下所问，据微臣理解，是要人保持谦虚的美德。一个人虽很有才能，但却不妄自尊大，仍向看起来并非有才能的人访问求教，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才能。自己虽然掌握了许多技艺，总认为自己本领太少，仍然向那些看起来并不掌握多少技艺的人学习，以求掌握更多的本领。自己虽有才能技艺，外表却像是没有；自己的知识虽很充实，却仍然虚怀若谷。这就是圣人此话的涵义和内容。当然，圣人所讲非仅仅针对庶民匹夫，就是人君帝王，也应时时保持谦恭之德。就治国而言，人君固然内含神明之资，但对外却要以玄静守默示人，这才能使人感到深不可测，度不可知。《易经》中所说的‘以蒙养正，以明夷往众’，表达的也是这种思想。如一旦居于尊极之位，便炫耀自己的聪明，以才凌人，甚至拒受谏言，文过饰非，自然难通上下之情，有违君臣之道。自古以来，这样的君主，没有不落得身死国亡的下场”，“自古灭亡，莫不如此也。”

唐太宗听了孔颖达这番解说，十分满意，大加赞赏。

李世民经历过玄武门之变的九死一生，血刃亲兄弟才夺得皇位，开创盛世。他对立废太子比别人多了切肤之痛，因而对培养太子十分重视，“搜访贤德，以辅储宫”，从承乾被确立为太子到贞观十七年，太宗先后挑选了十余位“宿德鸿儒”之老臣、名臣担任东宫辅臣。这其中自然就包括孔颖达。

唐太宗刚即位，便将八岁的承乾立为太子，在几位师傅的尽心辅导下，承乾有了一定的处理政务能力。在高祖李渊病逝，太宗守孝，以及出行在外时，太子处理日常政务“颇识大体”。但太子也有难以原谅的缺点：喜与阉宦群小狎昵，追求奢华，耽于游畋。李承乾的缺点随着年龄的渐长而日益暴露。少年时，他因对唐太宗和李纲的敬畏尚知礼法，但自贞观五年(631年)李纲去世，太宗又因忙于政务对子女的面教日少，加之承乾又患了脚病，更少参谒太宗，便越发没有忌惮了。致使李百药、杜正伦两任右庶子以规谏无效而先后离职，于是太宗命孔颖达代替杜正伦。不久，左庶子于志宁又因母丧离职，繁重的担子压在孔颖达一人身上。孔颖达想尽一切办法劝谏承乾，企望其能改弦更张。先是承乾命他撰写《孝经义疏》时，他借书中的内容加以发挥，以渊博的知识，高水平驾驭语言的能力，采取赋、比、兴精妙的手法，因文见变，用说故事的方式，委婉动听地说明应知礼守规的道理；用含蓄、幽默、讥讽的语言指出不懂礼法规矩的害处。“因文见意，更广规讽之道”。诚恳的劝导最初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无奈承乾天性刚愎自负，不以为然，仍是恶习难改。孔颖达见各种“软”办法不奏效，便不顾承乾的不满，甘冒“违礼犯上”之罪和丢掉乌纱帽的危险，当面严厉批评李承乾。承乾的乳母遂安夫人感到不安，背后劝孔颖达说：“太子已经长大成人，先生怎能不顾他的面子那么直率地批评他呢!”孔颖达脖子一梗，斩钉截铁地答道：“做臣子的身受国家厚恩，就应该恪尽职守，为国培养储君，即使粉身碎骨，也无所遗憾!”对承乾“谏诤愈切”，表现出忠直之臣的凛凛风操。

贞观十一年(638年)，孔颖达调任国子祭酒，张玄素接替了太子右庶子之职。承乾终因不纳忠言而遭废黜，这是他咎由自取。孔颖达虽未能使承乾改悔，但确实竭尽了自己的心力。

本文原载于《儒家故事》、“孔子研究院”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