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中纯粹时间的哲学意义始终是一个被悬置的问题，与之相关的另一个突出倾向则是，中国的历史学构建起一个异常发达的理解古今关系的场域、开辟出一个独特的思考时间的样式。基于对变化的恒常性的深刻领悟，中华文明以与时偕行、随时变易的历史自觉，探索出维持人类系统既久且大、既深且远的复杂机制，使大规模政治文明体得以产生和发展。

因此，在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中，连续性尤为重要，突出的连续性不仅是传统中国的典型特征，也是当代中国的历史前提，更是在世界文化浪潮中保持独立自主的根本依托，继承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是当代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重要原因。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华文化不是因为迷恋古代而追求连续，而是理性主体的自我确立、自我主张、自我捍卫，是以“通古今之变”的历史意识来“究天人之际”，从存在的连续存在确立人在天地之间的主体位置。

一、与时偕行的连续性自觉

中华文化对于变化的恒常性有深刻的认识，认为唯一不变的恰恰是变化。以《周易》为代表，构建起以“简易”之理来领会“变易”本身的“不易”的世界观。变易作为人的客观处境，同时也构成了定义人事意义和价值的前提。专注于变易本身，也就是专注于物与物所关联成的事，对于事的重视孕育了深沉的历史意识。

个体从客观变化的恒常性、时空的无限绵延中领会到变化是连续的、无始无终的，变化不仅生成和塑造着个体，也消解和否定着个体，个体在变化中朝生夕死，而变化却永无绝期，所以个体在以有限的自身来面对无限的变化时，只能将尽可能维持自身、延续血脉确定为最基本的追求。在对连续性变化的应对中，激发了人自觉地构造起人类系统的连续性，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就是文明运作的“势”，被中华文明重视的保持人类系统的连续性的方式大体有以下三种。

首先是，重视家庭及其连续，以应对变化施加于个体的境遇。变化给人带来的最大震撼莫过于以死亡对个体进行根本性的否定，某些宗教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必有一死的紧张，但因为超越的世界无法证实和证伪，所以有死的一生始终是中国人生活的重心。家庭生活就是自觉到有死的人，以“老吾老”“幼吾幼”的方式建构起对个体自然生命的延续方式。由此衍生出一套在具体历史条件下有利于存在的连续存在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是以家庭伦理为核心的“继-承”关系。在血缘、恩义、劳动分配、祭祀等方面进行严格的区别，以保证家庭成员的权利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得到尽可能维持。比如重视对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年人的孝养，以使其寿命被尽可能地延长，这不仅是对抗亲情在长期连续中突然中断——变化对亲人的根本否定——而出现的不舍的情感，同时也是一种理性，即亲代与子代之间形成一种不断传递的孝养意识，让终将成为老人的所有人能够活得更久，由此整体性地延长人群的寿命。

其次，将连续性自觉转化为保持大群一体的生命力。从重视自我保存意义上的连续性，上升到家族种群的连续，这是以一种历史意识将个体的努力扩大到更大范围，让个体将主动性定位在家庭上，个体的努力之所以被肯定，正是因为这些努力对于家庭的继续存在有用，对他者有用意味着在客观上能够延续整体。当意识到家庭之外的群体性生存对于个体、家庭的存续的意义之后，中华文化就倾向于将个体的主动性自觉地定位在保持大群一体的生命力的方向上，以家庭保证个体的生存、安全、幸福，以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保证家庭的存续，最终形成了以集体主义来维持国家、民族、文明的连续性的机制，这是中华文化中深厚的家国情怀的根源。

时间虽是不舍昼夜的连续，但人却只能经验到局部的时间，历史记忆也只是由一个个事件构成的，强调存在在时间中的连续，就意味着建立起一种将历史的片段时间化为整全的解释策略，也就是将不同个体所经验的局部时间纳入永无终始的变化之整体中，个体间的关联性、统一性由此被建立起来。所以中华文化所理解的时间就不是一种线性时间，而是一种以空间关联（或者说是事的关联）为内在结构的时间。人所构建起的时间的统一性就是以至大无外的天地宇宙为范围的，由生生变易的时间观发展出的政治文化整合视域就指向无限的空间，更具体地说是天下。刘家和在讨论“通史”之“通”时指出：“‘通’字本来是指空间意义上的由此及彼，而空间上的往来不穷又是在时间里进行的，因而也就变成了时间上的连续不断。”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因为最整全的连续性要内含天下所覆盖的所有存在者的时间，所以必然也关涉了所有存在者所占有的空间，最彻底的时间连续性必然蕴含了最整全的空间。

因此，对连续性的彻底自觉，就是将循环往复、无始无终的天时确立为人类时间的依据。《论语》载颜渊问为邦。孔子回答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为什么“行夏之时”是为邦的首要举措？《左传》“夏数得天”，孔颖达疏：“斗柄所指，一岁十二月，分为四时。夏以建寅为正，则斗柄东指为春，南指为夏，是为得天四时之正也。若殷、周之正，则不得正。”北斗星之斗柄直指东方时恰为春季，如朱熹所揭示，这是一种“取其时之正与其令之善”的时间制度，也就意味着这是一种更符合生存的时间制度，因为作为岁首的正月，往往处在立春、雨水两个节气，此时万物兴发萌动、天地生意开启，较之以十一月为岁首的周历和以十二月为岁首的商历，夏历的优点可能在于，以正月更直观地凸出天地的生生之德，也提示人在此时实现这一生生之德最为恰当。天地在正月生成万物，农耕在正月启动，以天时为根据，人就是以对时间的掌握来参赞化育。历朝历代均重视“改正朔”，即以新的时间秩序重建属于当世的政治时间，同时历朝历代又强调要“正朔相承”，其深意在于将当世的政治秩序理解为连续的天时中的自我更化，新的政治秩序是在统一的整体时间中的人为创制，在理想的情况下，这种新的政治秩序蕴含了人开显天地之德的主体性。授时制度作为一种技术政策的推广，分享了法天时的知识理性，也为受此影响的文化圈带来了实际的利益，不同的政治单位因共享了统一的时间制度而不断融合，围绕着时间的文化建构（礼仪祭祀等）则进一步巩固了政治共同体的凝聚力。

第三、通过继承文化传统来组建当世的结构、掌握未来的时间。保持人类系统的连续性，也意味着是在处理与他者关系中维持整体的稳定性。只有构建合理的秩序，才能维持整体在未来的继续存在。历史上主要从两种途径对政治合法性进行伸张：空间场域的所有权、文化传统，这也构成了正闰之争的两个最常见理据。正闰之争必定发生在未能实现完全统一的时期——因为空间的占有者并不一定能够解释这一空间的历史，文化传统的传承者则丧失了这一空间。占据地理空间，是一个关于力量的博弈的短期战略问题。要想长期占据地理空间，就要处理既有秩序与新的统治力量的适应性问题，既有秩序往往由文化传统所塑造，所以对待文化传统的态度，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权的连续性。在古代，通常以新的身份塑造为途径，把历史溯源至主流文化中的某个符号或人物，以此将自身纳入有影响力的历史谱系之中，通过占有对自身及整体历史的解释权，消除文化隔阂，以获得民众支持，由此组建“当代”的稳定结构，最终掌握未来的时间。

文化传统应该是多个并存的，但中原地区三代以来所孕育的经史传统往往在历史的转折点奇迹般胜出，原因应该在于经史传统具有最强的吸引力和说服力——这是最有利于存在的连续存在的机制。

二、经史传统与实际哲学

三代以来的思想传统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根基，一旦进入就无法脱身的“中国旋涡”成了逐鹿中原的最重要精神资源。这一套成熟的文化系统的突出特点在于以不断吸引外部——而非掠夺征服的方式——化敌为友、与他者融为一体，以此保持着自身与他者的连续性发展，而其内在逻辑则是以经、史之间的互动推动文化生命体不断创生。张志强将《史记》置于经史关系中进行分析：“司马迁的通史撰述，在《春秋》经史合一、以史为经的意义上发挥着经学的作用。一方面是三代历史的经典化，另一方面是经典进一步导引后世的历史，让后世的历史发展不断自觉自己的价值目标，由史及经，由经及史，这就是中国文明中的经史关系。”“经”指的是三代以后学者将三代历史经验总结为具有典范意义的原理，“史”则是实践主体所扎根的不断变化的实际。经学原理必须植根于历史中的真切经验，且以导正历史发展的方向为目标，新的历史实际促成新的经学原理的产生，新的经学原理则以推动未来的历史发展为旨归。“经”“史”不仅相互作用，同时也在各自体系内演进，构建起在理想性与现实性之间相互质询的实践逻辑。这种理想主义的核心在于“经”所揭示的原理的应然性，变化的恒常性要求不同主体不断突破自身的限制，将自身纳入至大无外的时空和永无改易的变易中，形成一种以天下为一体的整体感，效法天道来安顿最普遍的存在者，这是道德感的来源，这也是历朝历代都将承天统物、以德配天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来源的原因，同时也是我们的思想传统中强调“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的原因。

从天人之际来说，历史的变革本质上是人对于整体性的时势变化的重新适应过程，比如“‘汤武革命’之所以‘顺天应人’，是因为汤、武适应历史状况的变化而实现了‘天命’，维护了‘天道’，‘汤武革命’正是‘道’穷变通久的表现和实现，是天道生生的表现和实现。”古今之变是由作为整体性的天道的变动所引发的人事上的应变实践。人应对这化的恒常之道，构成了“经”的核心，因为变化的恒常性，任何个体都处在变化之中，这意味着与变化为一体的个体实践也是整体的局部表现，所以“道必抵于全量”，“经”所揭示的价值理想引导的个体实践必然要以包容全体作为最理性的主动性实现方向。

经、史的持续互动，以及在各自体系内的自我更新，让中华文化、中国历史具有连绵不绝的运作逻辑。我们无法将中国历史、中华文化截然分开，抽离出不相互关涉、纯之又纯的历史形态、文化形态。所以中国历史本身就是价值理想和实现程度的显现，中华文化也不是超离于历史母体而构筑的形而上学。我们要从中华文明的整体视野来理解中国历史、中华文化——文明的总体性背景至关重要。王朝有头有尾，而作为其存在载体的文明则是绵延不断的，政治史只是通史的划段标志。经史传统就是中国历史、中华文化的文明载体。

邵雍对比了不同政治文化的影响力：“自古当世之君天下者，其命有四焉：一曰正命，二曰受命，三曰改命，四曰摄命。正命者，因而因者也；受命者，因而革者也；改命者，革而因者也；摄命者，革而革者也。……革而革者，一世之事业也；革而因者，十世之事业也；因而革者，百世之事业也；因而因者，千世之事业也。可以因则因，可以革则革者，万世之事业也。……万世之事业者，非仲尼之道而何？是知皇帝王伯者，命世之谓也；仲尼者，不世之谓也。仲尼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的“不世”，就是创造了一种超越具体时代限制的精神资源，为中华民族能够与时偕行、因革损益、应物变化提供了思想依据。超越于具体时代的限制的“不世”，指向了变化的“不世”，是从变化的无限性中，领悟到一种无所终穷的世界观，从时间上指向了万世不朽，从空间上指向了至大无外。这种世界观具有的彻底性，要求突破个体生存的直接性视域的限制，从更为深远的历史视野来思考个体如何为人类整体的存续发挥持久的影响。

经史传统孕育了追求文化的连续性的诸种形态。中国历史上有连绵不断的经学传统，历代儒者以传经不绝的坚定信念守护着文明的原理。中国历史上突出的历史编纂学，除了撰述同条共贯的通史，同时也以修前代史、断代史来体现穷变通久的历史主动性，在本纪、列传之外，还以志、书、表、“三通”等形式，在改朝换代的剧烈变动之外讨论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势、历史文化的缓慢沉积、天文地理的稳定秩序、典章制度的因革演变。这是将多线的历史进程所形成的差异尽可能地纳入当下的一体共在之中，守先待后、继往开来，“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在包容历史性的当下努力之中，让自身成为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将历史划入自身的同时，也将自身化入历史，因为历史是抽刀断水水更流的连续，所以将自身化入历史，也就是将有限的生命汇入无限的时间洪流之中，让个体的文化生命在通史的场域中得到长期延续。此外，中华文化中还有一些突出的机制保证着文化生命的延续，如通过道统的确立和捍卫，强调文化主体的连续性，通过崇德尚义、表彰先进，强调道德生命的连续性。

张志强认为中国哲学体现了一种实际哲学的精神，指出“知行合一的基础是情理合一、事理合一，内在于情、内在于事的理，就不是希腊式的超感性的理念。不过，不论是情理还是事理，也还都是一种理，理的存在，保证了实际哲学的精神，不是与教条主义、理性主义正相反对的经验主义，而是一种虚心实照的实事求是精神。实际并不取消真际，而是以真际为导引的力量，更深入地投身现实。”希腊式的超感性的理念预示着终极实在与现象的根本不同，现象是时间和变化中的存在者，对于现象的认识只是“意见”，而不是“知识”，现象是“可见世界”的肖像、事物，理念则是可知世界的概念和数学对象。因为理念超出了一切时间与变化过程，所以重视理念，自然就会轻视变化。而重视情理合一、事理合一的中国哲学，始终是在情、事的变化之中理解理，始终在历史之中理解历史之道。吕思勉说：“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理是概括众事的，事则只是一事。天下事既没有两件真正相同的，执应付此事的方法，以应付彼事，自然要失败。根据于包含众事之理，以应付事实，就不至于此了。然而理是因事而见的，舍事而求理，无有是处。所以我们求学，不能不顾事实，又不该死记事实。”这种理解充分体现了中国史学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反历史倾向的不同，是对即事以显理的中国史学精神的高度提炼。中国史学强调对于变化的现象的忠实态度，这种态度要求充分尊重事实的独立性，在书写中让事实的意义、人物的价值自然地呈现出来。这就自然会引出历史实践的合理性问题，因为历史变迁中最具稳定性的是天道、民心——其重点就是如何在变化中保持系统的稳定性、百姓对于变化的自然倾向，这就自然会将延续整体、造福百姓的道德伦理蕴含在反映现实的史笔之中。所以中国的历史学是高度理性化的实践理论，是如实呈现天道、民心运作逻辑的认识论，也是在客观之“势”中提示历史主体去把握民意、掌握历史主动的学术系统。实际哲学要求在动态时空中对实践进行定位、刻画、评价，人事活动的意义并非来源于抽象的理念、价值的判定，在变化之中能够突破困境、克服共同体的具体困难、维持共同体连续存在，才是个人的意义所在。

“实事求是”的精神被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从实际出发”的客观精神与“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体现了在实际中把握真际、以真际导引实际的辩证统一。“实事求是”最早是指向经史之学这种客观存在的认识态度，《汉书·景十三王传》载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这种“务得事实，每求真是”的客观态度，也要求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保证经史合一、理事合一，就是要保证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即事以显理、以理来导引事，从变化中探寻历史之道，以历史之道指引未来的历史。毛泽东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因为“历史”也是客观存在，“实事求是”就要求一种“不要割断历史”的态度，“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实事求是的精神要求在对客观事物的规律性的深刻把握基础上，来改造客观事物，“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这种认识论、实践论可以说是对经史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经史传统、实际哲学要求我们从中华文明的整体及其不同的历史形态来理解中国的哲学、思想、学术、生活。中国哲学作为对中华文明特质的最核心部分的表达，是建立在中华文明整体及其不同历史形态的基础之上的精神形态，中国思想则是中华文明中最为活跃的主体状态，中国的学术是对不同文明形态内在体系的总结和反思，中国人的生活则是文明的日用而不觉的生动呈现。思考中国问题，要有基于文明实际的整体性态度，同时这种整体性并非内在无差别的，而是以学术、哲学、思想生活世界等构成了灿然分明的层级结构，在完整理解中国时就不能遗漏任何一种形态所发挥的作用。

经史传统、实际哲学是一种基于现实来理解应然性、进而改造现实的哲学实践，因为个体无法外在于统一性的变化，所以这种哲学实践必定是一种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相统一的实践，是在突破自身、克服主观之蔽的前提下在文明的整体性视野中展开的实践，要求在充分整合中华文明中不同层级的要素来开创新的形态。

三、突出的连续性为中华文化主体性奠基

在世界各大文明体系中，唯有中国能够以大规模的政治文明体延续至今，不断发展出“守先待后”“源流互质”的历史自觉、“刚健笃实，辉光日新”的奋斗精神、“万物一体”“四海一家”的天下秩序、“廓然大公”“物我兼照”的包容胸怀、“应物变化”“与物为春”的共生理念。这些思想精华不仅是在中华道术的历史展开中取精用宏的结果，更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真理检视下焕发蓬勃生机的智慧结晶。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是在中华文明5000多年历史长河中不断被确立、不断被锻造的，主体性被自觉、开显、捍卫的过程也是思想家们在各自历史困境中突围的过程。由历史经验所塑造的中国道理，指引着中华民族不“丧己于物”，不“失性于俗”，这种刚健不息、独立不倚的能动指向，为当代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源头活水。新时代对中华文明价值的高度重视，指向的是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深刻自觉，中华文化中“收拾精神，自作主宰”的主体意识为中国道路提供了自我抉择、自我超越的实践理性，中国道路的独立自主充分显示了中华文明既久且大、既深且远的智慧密码。

对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深刻揭示，也是对中华文明主体性的准确刻画。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统一性分别是在时间性、空间性中对文化主体的描摹，突出的创新性揭示的是文化主体维持自身的动力来源，突出的包容性强调的是文化主体内在结构的有机性，突出的和平性指向的是文化主体处理外部关系的开放态度。

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是相互支持、相互作用的。首先，连续要在创新、统一、包容、和平中才能实现。只有创新才能使文明克服“古教条”，“穷变通久”而生生相续；只有统一才能克服各类离心力量，为文明培本固元，保证民族、国家的绵延不断；只有包容才能不断容纳异质性因素，为文明的连续注入活力；只有和平才能将各种矛盾和冲突导向积极健康的方向，为文明的连续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在连续性之中，才能返本开新，在根本上锚定文化生命体自我创新的独立方向；只有在连续性之中，才能兼赅本末，维持文化生命体的内在统一；只有在连续性之中，才能做到论古必恕，真正地包容历史所塑造的现实的差异性；只有在连续性之中，才能中和位育，充分尊重文化生命体的生存发展的权利。所以，中华文明生生不已的连续性，体现的就是创新性；源流互质的连续性，体现的就是统一性；博厚悠久的连续性，体现的就是包容性；中和顺通的连续性，体现的就是和平性。

连续性所指向的自成体系、独立自主，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提供了坚实的历史根据和强大的精神支持。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自信自立，就在于以突出的连续性保证道路的独立性、自主性。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我们要继承和发展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深刻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之间一气贯通的内在关联，充分挖掘和释放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