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楚之地，人才荟萃，涌现出一批学风端方、学问精深的社科名家。他们如松之挺拔，如竹之坚韧，深耕学术沃土，勇攀思想高峰，为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湖南省社科联特设“名家故事”专栏，旨在记录和呈现社科名家的学术轨迹与人生故事，栏目迄今已推出三辑，均引发热烈反响，现持续推出第四辑。愿这些真实而闪耀的群星故事，能照亮后来者的道路，激励更多社科工作者承袭风骨、赓续血脉，为湖南乃至全国的社科繁荣和社会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朱汉民（1954-），湖南邵阳人，中共党员，历史学、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院院长，岳麓学者杰出教授。湖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编委会主任。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湖南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等。从1982年元月开始在岳麓书院工作至今，担任岳麓书院院长二十多年，参与和主持岳麓书院文物古迹修复全过程，创建中国书院博物馆，牵头申报历史学、哲学两个学科门类博士、硕士、学士三级学科学位授予权和博士后流动站，推动岳麓书院的现代复兴。目前承担国家重大学术文化工程项目《（新编）中国通史》中国思想史卷主编，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宋学源流》首席专家。曾任国家重大学术文化工程项目《国家清史·湘军》（10卷）主编、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湖湘文化通书》首席专家。获评全国文化遗产保护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新中国成立70周年百名湖湘人物、首届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专家、徐特立教育奖等。已经出版著作二十多种，发表论文三百多篇，主编大型学术丛书、文库、全集多种。著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目录（3种），获全国古籍整理图书一等奖、全国优秀教材二等奖、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4项）、湖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3项）与二等奖（5项）。“致敬国学——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等系列学术文化活动发起人。

每一个学者均有自己的学问路径，而我的学问道路并不始于对天下大事、宇宙人生的思考，而是切近于我在岳麓书院所能够接近之事的思考，似乎就是所谓“近思之学”。《论语·子张》有所谓“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之说，何晏解释说：“近思者，近思己所能及之事”。中国古代学者就近思考自己所能接近之事的学术是“近思之学”，朱熹还编有中国思想史名著《近思录》。

我在岳麓书院工作期间形成的学术领域是书院学、湖湘文化、宋明理学，进而涉及思想史、哲学史、经学史、文化史、教育史等学科，其实进一步细究，这些学术领域都是切近于我在岳麓书院期间所接近之事（或“史”）的思考，我统统将它们称之为广义的“近思之学”。当然，我能够获得“近思”的机会，是因为我能够长期在这个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岳麓书院工作机缘有关。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还是从我与岳麓书院的这一段特殊的人生机缘讲起。

我是1954年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市，我在那个城市经历了童蒙、基础教育、工厂工作的几个阶段。我的青少年岁月大部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度过，那时我渴望继续读书而没有机会，一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才能够进入湖南大学政治师资班学习。这是一个为本校或相关院校培养政治课老师的师资班，但我后来却没有成为湖南大学的政治课老师，因我读书期间偏爱中国哲学、中国传统文化，毕业论文也是写战国诸子之学，恰好毕业前湖南大学收到湖南省委批示开始修复岳麓书院，需要一些相关的专业研究人员，于是我获得机会到岳麓书院工作。1982年元月我拿着工作派遣单去岳麓书院报到，被安排在研究室工作，主要任务是配合岳麓书院古建修复、文物布展而开展相关的文史研究工作。从那一年起我开始为岳麓书院工作，后来一直延续下来直到今天，时间一晃竟然有42个年头了。回头思考自己的学问道路与研究方向，竟然都与岳麓书院息息相关。

创建于北宋开宝九年的岳麓书院在中国教育史、学术史、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传统学术和人文精神的典型代表，在文化传承、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方面创造了辉煌的成就。自二十世纪初，岳麓书院先后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湖南大学。“文化大革命”之后，岳麓书院完全成为破败的古书院旧址。记得1978年2月我刚刚进入湖南大学学习时，我与其他同班新生在学校老师的引领下参观湖南大学校园，我得以第一次看到岳麓书院旧址。依稀记得当时的院落十分破旧、杂乱，完全成为教职工的宿舍，还搭建有一些临时厨房、杂屋。但是那一天我内心十分兴奋，我就读的湖南大学前身竟然是延续一千多年的古代书院，朱熹等许多著名学者、教育家在此讲学。那时我当然不会想到，未来的我将为他一辈子工作，致力于这一所古老学府的现代复兴。

后来许多人都说我很幸运，能够在一个自然、人文环境这么优美、文化底蕴这么深厚的地方工作，认为我实现了一个读书人的梦想。但是如果回到我刚到岳麓书院工作时的境况，以及我在岳麓书院艰难创业的过程，就不会以仅仅“幸运”来理解这个特别的机缘。我最初报到岳麓书院的时候，所有十几个工作人员，几乎都是围绕古建筑修复管理的工作人员，大家全部拥挤在一间即将拆迁的房间办公，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内，学校也并没有将我们列为教学科研编制。当初我们的主要工作包括拆迁、筹钱、施工、布展，同时到校外的图书馆查阅与岳麓书院有关的历史文献资料。我记得同班留校的那些同学都是在从事与专业有关的教学科研，而我最初几年基本上是做一些随喊随到的打杂事情。一直到几年后正式成立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特别是有关拆迁、修复、布展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之后，我才能够逐渐将主要工作精力放在与岳麓书院有关的学术研究方面。大概在书院工作3年多以后，我有机会承担了《岳麓书院史略》的约稿项目写作，我后来又主动向教育科学出版社申报了《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选题。于是我利用前期的资料准备工作，开始从事与岳麓书院、湖湘文化相关的研究，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的学术论文，也出版了几部专著。当时岳麓书院专业科研人员很少，我逐渐成为其中的科研教学骨干。

随着自己学术成果的积累，我逐渐感受到能够在岳麓书院工作的机会难得。一个读书人的人生梦想，都是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一个能够安顿身心的读书处，而岳麓书院这座幽静、古朴的院落，正是读书人最理想的读书处。我曾经为2010年10月5日《光明日报》的“中华文化地标”栏目开篇写了一篇有关岳麓书院的散文，就提到岳麓书院为什么会一直是中国读书人的梦境，离不开许多为建设岳麓书院作出贡献者，他们“不仅自己是寻梦人，更是他人的圆梦者”。没有一代代人为岳麓书院的建设、延续、发展的文化贡献，就不可能有千年学府的历史延续。我在经历艰苦创业之后对此感受很深，特别是我后来成为岳麓书院负责人之后，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其他读书人的圆梦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全面复兴岳麓书院的教育、学术功能，以接纳更多的读书人来此读书和成长。

▲邀请星云大师演讲，并获得星云大师对中国书院博物馆的赞助

我于1992年被湖南大学正式任命为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1994年底我开始担任研究所所长（到2004年恢复院长建制，我正式担任院长），开始全面主持岳麓书院的学科建设、教学科研、文物旅游、行政管理。作为现代大学的院长，其实就是所谓“双肩挑”，一方面承担教学科研职责，一方面承担行政职责。但是岳麓书院院长与一般学院院长不同的是，除了承担岳麓书院教学、科研、学科建设的管理外，还要承担岳麓书院的文物保护、古建修复、对外开放等一系列行政管理职责，后来还包括中国书院博物馆的基础建设工作。我将自己担任岳麓书院院长的管理工作，无论是学科建设还是文物建设，均理解为“圆梦人”的角色。我希望岳麓书院成为更多读书人实现自己读书梦想的地方，并努力做了如下的事情。

其一，全面完成岳麓书院文物古迹的修复重建和中国书院博物馆的建设。在我担任负责人之前，岳麓书院文物古迹已经在前任所长特别是杨慎初教授的负责下开始大面积修复。我前期虽然也参与其中，但是直到1994年底我开始全面主持院务工作，我才开始主要负责岳麓书院的文物修复、旅游管理的工作。全部文物古迹修复从1981年开始，一直到2006年才全部完成，一直修了26年之久。我在1994年底全面主持书院工作时，面临严重缺乏经费，我不得不用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发展旅游，通过发展旅游筹集文物修复经费，利用旅游收入修复文物古迹。我一方面进一步开展文庙、专祠、陈列室等开放部分的展览布展工作，丰富了面对参观游客的岳麓书院展览内容；另一方面重新修复了历史上原来就有的文昌阁、明伦堂、崇圣祠、屈子祠等重要古建筑，将其作为书院教学科研的师生活动区域。这样才初步解决书院既要开放旅游、又要教学科研的双重需要，也完整恢复了岳麓书院作为历史悠久、规模宏大的古代书院规模。为了全面展示中国书院文化，在校领导的支持下，我积极向国务院、教育部、文物局申报中国书院博物馆的建设。当时同样面临资金、文物等种种严重困难，为了筹措资金，一方面努力向社会请求支持，如我们得到星云大师的首笔建设经费的资助；另一方面继续发展旅游产业，通过文化产业的途径而获得收入。所以，我们靠自己筹措经费，完成了中国书院博物馆的馆舍和历史陈列的建设工程。中国书院博物馆是湖南省第一家国家级专业博物馆，也是国内第一家书院文化专题博物馆；另外博物馆内增设学术报告厅、会议室，实际上也增加了岳麓书院的教学科研设施，满足了文物展览与教学科研的双重发展需要。

其二，全面恢复岳麓书院的人才培养功能，深入推动岳麓书院的学科建设。岳麓书院要实现现代复兴，需要将这一古老学府纳入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之中，故而需要加强与书院相关的学科建设。1991年在陈谷嘉教授的主持下，岳麓书院获得专门史硕士学位授权，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为了提升岳麓书院的办学层次，增加岳麓书院的办学规模，岳麓书院必须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和发展。我一方面努力提升本院学术水平和能力，进一步拓展硕士点，2000年增加了中国古代史、中国哲学两个不同门类的硕士学位点；另一方面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组建博士点的学术团队。我们的不懈努力终于在2003年取得重要突破，由我领衔申报的专门史博士学位授予权获得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一所千年书院恢复教学而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立即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发布新闻，新华社发布全球新闻通稿，一些国外媒体也发布新闻。此后我们一鼓作气，继续加大学科建设的力度，推动历史学、哲学学科的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的建设。在后来的一段时期内，我继续领衔申请并获得历史学的本科、硕士、博士三级学位的一级学科学位授予权及其博士后流动站。与此同时，我还领衔申报了哲学门类三级学位的一级学科学位授予权及其博士后流动站，从而完成了岳麓书院的中国史、哲学两大门类学科体系建设。到现在为止，岳麓书院的办学规模达到了历史的最盛阶段，在读本科生、研究生、博士与博士后共计达到580多人。

其三，发展岳麓书院的学术研究，打造一个国内有重要地位的公共学术平台。由于学科建设的发展，人才吸引力进一步强化，逐渐形成了岳麓书院自己的研究特色。我本人的几个研究领域，一直是岳麓书院的重要研究特色，如宋明理学、书院文化、湖湘文化等一直是岳麓书院有特色的研究方向，也是岳麓书院从事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的重要研究方向。另外，岳麓书院在其他许多重要学术领域也逐渐形成优势和特点，特别是中国经学史、简帛学等等，在国内学术界均有一定地位。为了进一步将岳麓书院打造为面向国内外的国学研究、传统文化交流的公共平台，进一步推动正在蓬勃发展的国学，我在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在岳麓书院成立了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国学研究院）。国学中心是一个开放式的公共学术平台，面向国内外开展国学讲座、课题招标、成果评奖等。我还与同仁一道策划和推动了岳麓书院和凤凰网联合举办“致敬国学——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的大型学术文化活动。活动迅速吸引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学术界、文化界反响之大，参与热情之高，远超我们的预期。

岳麓书院复兴是一个关系到文化传继与创新的重大文化工程，受到文化界、教育界及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岳麓书院的复兴不仅架通了古今教育的桥梁，同时也对现代教育改革和发展有积极启发、借鉴和推动作用。我很高兴自己能够参与到岳麓书院的现代复兴事业中来，推动了岳麓书院与现代高等教育的有机融合，为中国传统书院的现代复兴树立了一个典范。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更加有着特别重要的历史意义。与此同时，我个人学术研究领域的形成，也恰好与岳麓书院密切相关，是切近于我在岳麓书院工作所能接近之事的“近思之学”，下面分别作一介绍。

我是第一个分配至岳麓书院研究室工作的研究人员，最初几年主要从事岳麓书院相关的文献文物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当时院里安排我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搜集、整理与岳麓书院有关的文献、文物资料。因为本校文史资料奇缺，我最初除了到本省各大图书馆搜集、抄写文献资料外，还整理岳麓书院现存碑刻文字资料。当时还将这些资料发表在岳麓书院研究室主编的《岳麓书院通讯》（1984—1985年）中。这应该算是我岳麓书院研究的第一步基础工作。

▲与历史学家许倬云会讲“千年学府论坛”

1984年原来的岳麓书院研究室升格为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1985年岳麓书社总编钟叔河约稿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计划出版一本岳麓书院简史。所长杨慎初将执笔的任务交给我和同事邓洪波，初出茅庐的我们成为《岳麓书院史略》的年轻作者。这本书是当时国内第一本研究书院个案的学术著作，记得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史权威学者毛礼锐先生为本书的序言中写道：“历史上有人曾用‘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赞誉过岳麓书院。今天，我想把这一赞语改为‘惟楚有材，于今为盛’，以表达我的心愿和对青年同志的期望。”那一本书也就成为我们作为“青年同志”的学术起点。不久后，该书还被评为湖南省第一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这应该是对我们作为年轻学人的最大鼓励。

我在从事《岳麓书院史略》的写作过程中，发现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深入的研究课题，特别是岳麓书院与湖湘学派以及相关的教育传统、人才群体的关系，非常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1986年底当我听说教育科学出版社正拟出版一套“中国教育史丛书”，马上向丛书编委会申报了《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的选题，希望将书院史、学术史和地域文化史结合起来研究，这一选题马上得到丛书编委会的肯定。我充分利用自己搜集整理的岳麓书院文献资料，开始了新的课题研究，两年多后就完成了《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应该说，这一本书是我开始从事书院学研究的学术提升，该书突破了过去往往将书院仅仅理解为教育史范畴的局限，而是将书院教育与理学学派、书院教育与地域文化结合起来，对当时正在兴起的书院学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记得后来华东师范大学著名教育史专家李国均教授主持教育部重点项目《中国书院史》的大型著作，就非常重视书院史和学派史的研究，全书的主要章节均是以书院史和学派史关系布局的，他约我将自己的成果纳入那一本厚实的著作之中。

▲韩文版《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

我在完成了两本岳麓书院的专著后，开始将书院学的研究拓展到中国书院史的研究与写作。我不仅陆续发表了一些书院学的论文，同时我也应一些出版社约稿，继续出版了几本书院文化的专著或普及读物，其中包括《中国的书院》（任继愈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一种，商务印书馆1991年，台湾商务印书馆、香港商务印书馆同时出繁体版）《长江流域的书院》（合著，季羡林主编的“长江文化文库”一种，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中国书院文化简史》（中华书局2010年）《书院精神与儒家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等等。这些书院学论著得到学界的充分肯定，产生一定学术影响。如相关书院学论文中有3篇文章在《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被韩国列为引进外文重要学术著作，被韩国的教授翻译成韩文，由韩国学古房（首尔）2011年出版韩文版。《书院精神与儒家教育》于2023年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列为向国外推广的“中华学术外译”书目，正在被中外学人翻译成英文、日文、韩文，由国外出版机构向国外推广发行。

为了进一步深入、全面展开对书院史的研究，应湖南大学出版社的邀请和约稿，我还申报并获得批准承担多卷本《中国书院通史》的国家十三五出版规划、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该书最终由我和邓洪波教授共同主编完成，我在《中国书院通史》的总序中说到，我和邓洪波教授“从共同撰写第一部岳麓书院的历史，再到共同主编第一部中国书院的通史，经历了三十八年的学术岁月。从小册子《岳麓书院史略》到四卷本《中国书院通史》的出版，其中的著作规模、学术内容、作者队伍完全不同了。岁月不饶人，而我们似乎仍在不知老之已至地从事自己喜爱的学术工作。”可见，从学术入门到今天，书院学一直是我的“近思之学”。

我的第二个学术研究方向是湖湘文化，同样是我在岳麓书院形成的近思之学。岳麓书院本来就是湖湘文化历史积淀的著名学府，故而成为湖南人特别向往的湖湘文化精神圣殿。我在岳麓书院工作后，从开始参与搜集岳麓书院文献资料，再到写作《岳麓书院史略》《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其实都是在思考、研究湖湘学术与湖湘教育问题。这两部书，都是我对这一座古老书院展开“近思己所能及之事”的研究，集中体现为湖湘学术与湖湘教育等两个问题。所以我后来能够将湖湘学派研究拓展为湘学史、湖湘文化的研究，在湖湘文化领域完成了一系列论著，并一直担任湖南省湖湘文化重点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岳麓书院复兴口述史

我对湖湘文化的研究开始于对宋代湖湘学派的研究。因为岳麓书院是湖湘学派的重镇，我写作《岳麓书院史略》时就将湖湘学派列为专门篇章展开研究。我接下来开始承担和完成《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就是国内外学术界第一部关于湖湘学派的专著，该书首次对湖湘学派的历史形成、代表人物、演变发展、历史影响做出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以后我将自己对湖湘学派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为对湘学史、湖湘文化的研究，先后出版了《湖湘学派与湖湘文化》《湘学原道录》、参与主编《湖湘文化大观》、主编了《湖湘文化名著读本》系列丛书、担任《湖湘文库》编委会副主任，在海内外发表湘学史、湖湘文化史的学术论文数十篇。

有了这些研究基础，我希望进一步展开对湖湘文化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故而积极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10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发布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地域文化”公开招标，这是将湖湘文化研究提升到国家社科研究规划最高层次的一个机会，我马上组织省内学者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湖湘文化通书”并获得批准。经过潜心5年的研究，重大项目终于顺利结题，相关成果受到国内专家的高度评价。“湖湘文化通书”课题的最终出版成果有三项：其一，我主编了《湖湘文化通史》5卷3000万字，该书列为国家“十三五”重点图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由岳麓书社出版。这是迄今为止对湖湘文化从萌芽、形成到发展、壮大的过程最全面权威的分析总结和评述。其二，我独著《湘学通论》30万字，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地域学统”为学术目标，将延续一千多年的湘学作了系统的研究，对许多模糊不清的学术问题作出有思想深度的解读。该书出版后即受到学界关注，《中国社会科学报》《湖南日报》记者作了专门访谈，《光明日报》刊发该书绪论。其三，我独著《湖湘文化通论》50万字，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是由“湖湘文化历史建构论”“湘学学术旨趣论”“湖湘士人精神气质论”三篇组成，分别从不同方面通论了湖湘文化建构过程及主要特色。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湖湘文化通书”的结题成果，受到盲审专家的高度评价。这些研究成果对湖湘文化作了“通”的研究，不仅是对湖湘地域文化的漫长历史作一贯通性的研究，将系统地清理湖湘文化的历史源流，对上古、中古、近古、近代不同阶段的湖湘文化历史作贯通性的研究，同时打通了湖湘文化的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有形文化与无形文化、人文文化与科技文化等不同要素和层面，以完整地研究、展现丰富多彩的湖湘文化。特别值得一说的是，这些研究成果将湖湘文化历史纳入中华文化发展史的大背景下作宏观的思考，既强调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同时还特别强调湖湘文化对中华文化的杰出贡献。这些成果不仅是省内学界对湖湘文化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也成为国内具有示范性的地域文化研究成果。其中五卷本《湖湘文化通史》获得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湖南省政府出版奖，《湘学通论》获得教育部优秀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该书还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列为中华学术外译图书目录。

宋明理学是中国思想发展的高峰，也是中国哲学的典型形态。对我而言，宋明理学其实也是我的近思之学。在历史上岳麓书院一直是宋明理学的重镇，岳麓书院讲堂悬挂“学达性天”“道南正脉”的匾额，不断激发我对宋明理学思想内涵的思考。我最初从事《岳麓书院史略》《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的写作，就开始了对宋明理学的思考与研究。我在展开对湖湘学派的研究过程之中，进一步强化了对宋明理学的学术兴趣，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学特别能激发我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思考与研究的兴趣，于是我将其确立为自己的长期研究方向。

▲受邀在世界阳明学大会上发言

我的宋明理学研究计划是逐渐形成的：一方面，我将湖湘学派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为对宋明理学其他学派、人物的研究，并陆续出版了《宋明理学通论》《旷世大儒朱熹》《中国思想学说史》（张岂之总主编，我担任宋元卷主编）、《宋学·理学·心学》等著作，以全面展开对宋明理学史的研究。另一方面，我认为要深化对宋明理学研究，需要从一些特别的视角和专题入手，我通过申请国家社科基金而对这些专题展开深入研究。我曾先后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申请了《宋代四书学与理学》《玄学、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四书”学的思想世界——宋学的经典转型与思想变革》的研究项目，并顺利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这几个国家课题的获得与完成，代表了我在宋明理学领域有了自己的学术特色。

宋明理学一直是中国哲学界的研究热点，如何进一步深化宋明理学的研究，特别是如何准确把握理学作为宋代新儒学的思想特点，我发现自己可以进一步从经学史角度研究理学。我先后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申请了《宋代四书学与理学》《“四书”学的思想世界——宋学的经典转型与思想变革》等两项社科基金课题。我与肖永明共同完成的《宋代四书学与理学》，就是希望以《四书》学作为切入点来研究理学，探讨理学思想与经学之间的关系。我们努力从中国经典诠释学的角度，探讨了理学家《四书》学的诠释方法、学术成就与思想贡献。《“四书”学的思想世界》是一部以《四书》学为中心的中国思想史著作，本书对宋学的经典转型与思想变革作了历史学考察。唐宋变革中士大夫群体崛起，创造出这一种崇尚“明体达用”“内圣外王”“义理之学”的“士大夫之学”。但是，自从熙宁新政失败以后，宋学主流明显开始内圣化的演变和转向。宋儒集中追求“内圣之道”，提升了《四书》学的地位。宋代士大夫对内圣问题的关注，推动了《四书》学的发达，使宋代《四书》学成为士大夫内圣之道、身心之学的经典依据。他们通过对“四书”的宋代诠释，使得这些儒家价值观念由人道上升到天道，重建了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念，由此而推动中国思想传统的重建。儒家士大夫将这一重要思想变革的成果，整合为包括帝王、士大夫、民众在内的社会思想。宋儒通过书院教育、经筵讲学、蒙学教育、家训家范等不同形式，以推动《四书》思想的整合。本成果不仅是中国传统思想史的研究，对当代中华文明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是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两大思潮，对于玄学与理学内在关联的研究，学术界还较少涉及。我申报的《玄学、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的课题，主要运用内在理路、谱系学、比较哲学的方法，从“人格理想－身心之学－性理之学”的架构，肯定了玄学与理学之间的思想理路。宋明理学家热衷于探讨“孔颜乐处”的精神境界，追求一种自由自在、恬淡自适的圣人气象，这显然是受魏晋风度的影响。宋儒的圣贤气象是对魏晋风度的继承和发展。魏晋名士在建构个体生存哲学时，强调人的身与心、形与神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宋儒的身心之学包括个体存在与道德修身双重涵义，魏晋名士的身心观念影响了宋儒的身心之学，为宋儒解决个体人生哲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玄学家们对先秦诸子讨论的性、理概念作出了哲学上的提升，初步奠定了“性理之学”的思想框架和思维模式。两宋的儒家学者不仅是正式使用了“性理之学”的名称来概括、表述自己重新建立的学术思想体系，而且他们在思想的深刻性、学术的系统性、理论的完整性方面完善了性理之学。与此同时，本课题还从经典诠释学的角度，通过玄学与理学对《论语》《周易》的诠释，分析与证实玄学与理学之间的学术脉络。我将王弼《周易注》与程颐《伊川易传》作一对比考察，发现这两大家的义理《易》学之间学脉相承，故而从《周易》义理学的建构过程和思想特色的角度，厘清了宋儒的义理《易》学与玄学的义理《易》学之间的传承、发展关系。

《宋代四书学与理学》结题后，受到评审专家高度赞扬，被全国社科规划办选为第一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后来是我们自己修订交稿稍晚而未能赶上出版。但该成果一直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先后获得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玄学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著作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选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1年），这是湖南首部列入这一《成果文库》的社科著作。本成果还先后获得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本书还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选入《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图书目录，已经由中外学者翻译成日文、韩文、英文分别在韩、日、美等国出版。同时，美国出版的英文版A&HCI杂志《中国哲学杂志》（《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ume 45,March-June 2018 Number1-2）还约我撰写了《Neo-daoism And Neo-Confucianism：Three Common Themes》（《新道家与新儒家的三个共同主题》），全面介绍本书在中国哲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哲学与文化》（A&HCI）2017年第3期也因受到本书的影响，专门以“玄学与理学”出版一个刊物专辑。

中国传统学术有“下学而上达”的传统，所谓“下学”其实与“近思”的意思接近，“近思”“下学”之后还必须“上达”，然而“上达”的层次、境界是不同的，上达的最高境界是“天道”，即岳麓书院讲堂匾额“学达性天”。司马迁追求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其实就是上达“天道”的最高境界，这当然是我心向往的最高境界或最终目标。但是就现实可能而言我只能退而求其次，就是在书院学、湖湘文化、宋明理学的研究基础之上，进一步有学术与学科的上达。譬如我从事书院学研究，不仅仅是探讨作为中国教育史的书院，同时也是通过书院教育的特殊视角考察中华文明的形态和历史。我由思考书院教育开始，进而关注传统书院在中华文化史的重要地位和特殊形态，深入到书院教育蕴含的中华文明精神内核，并由此进一步思考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中国书院制度与中国传统政教文明、中国书院精神与士大夫精神传统、中国书院教育传统与中国学术传统的互动关系等等。通过中国书院历史的深度考察，进而能够了解书院与中国思想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化史的演变发展。

▲主持第九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

我的宋明理学研究也是如此。我并不仅仅是将宋明理学看作是中国哲学的断代形态，而是从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的演变发展来考察其形成、演变和发展。我的《玄学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不仅从义理系统、经典诠释等方面考察出了玄学与理学的内在理路，同时进一步思考中国思想史的连续性问题。思考和追溯宋代理学形成的思想原因，会发现玄学与理学具有学术思想的渊源关系，能够体现出中国思想史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通过对玄学与理学的内在理路的研究，最终指向对中华文化如何得以形成一个没有中断、源远流长的独特系统的理解和解释。在此基础上，我进一步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宋学源流》。我一方面希望继续探讨宋学作为儒家义理之学的深刻哲学意蕴，充分运用经典诠释、比较哲学的哲学研究方法，以进一步探讨宋学“究天人之际”的深刻义理，展示其解决宇宙与人生的中国哲学特点，由此进一步探讨现代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的理论问题。另一方面，我也运用史学学科视域和研究方法，以厘清宋学的学术传承与历史脉络。在考察宋学的相关文献和历史进程的基础上，运用文献诠解、历史分析、内在理路、知识谱系的方法，既可以对宋学作一溯源式的历史考察，探讨先秦儒家及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等各种学术形态对宋学的影响，以论证宋学为什么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高峰。《宋学源流》还关注宋学的分化、传衍的历史进程，探讨宋学与元明清时期及民国时期不同学术思潮的学术脉络与思想传承。这些研究，也是希望探讨中华文化如何得以形成一个没有中断的独特系统的理解和解释。

可见，在我四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我的近思之学其实也是在不断“上达”。如近二十年内国家启动了两项历史类重大学术文化工程，我有幸都能够参与其中。一项是《国家清史》工程项目，我主编了其中的十卷本《湘军史料丛刊》，我与丁平一教授主持的学术团队共同努力，该书历经八年完成，出版后受到学界高度评价，被评为当年“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一等奖”。另外一项是党中央决定启动的国家级重大学术文化工程《（新编）中国通史》，已列入国家“十四五”重大文化工程项目。该工程由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负责牵头组织实施，实行分卷主编负责制。经中央批准，由我担任《（新编）中国通史》中国思想史卷主编。我认为，中国思想史作为一套新的学术体系与价值体系，是20世纪中国特殊政治处境下的一百年内产生出来的。如今，一百年已经过去，我们应该站在长远的人类历史的宏大和悠远的视角，再对自我文明作深度反思。作为文明自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应该对中国思想的客观性与主体性、特殊性与普遍性、多元性与一体性、阶段性与连续性等问题，重新作出既有时代特点、又有恒长历史价值的学术回应。

我今年虽然已经年届七十，早就不再承担行政管理的职责了，但是我仍然在从事我喜爱的读书、教书、写书生活，还在指导十几个博士生。就最近的学术研究而言，我一方面正在承担两项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即《（新编）中国通史》（中国思想史卷）与《宋学源流》（3卷）的研究和写作；另一方面，我近年主编的两个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王闿运全集》（37卷）、《中国书院通史》（4卷）正在进入出版程序之中。同时，我原来主编的《湖湘文化通史》（5卷）、《湖湘文化名著读本》（5卷）以及《湘学学统与中华道脉》等湖湘文化方面的著作也正在重新修订出版。尽管我的工作越来越繁忙，但是我并没有感到特别辛苦，相反，这一种与书结缘的生活，能够使我感到生命的充实、快乐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