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国，应该从孔子开始，而要想读懂孔子，则不妨来到位于曲阜的孔庙、孔府和孔林，在“三孔”中那一座座古建筑的陪伴下，逐渐步入时空的深处，去倾听历史的诉说，去感悟传统的中国，去回归内心的宁静。

曲阜孔庙乃依于孔子生前所居旧宅而建，初立之时规模尚小。汉高祖刘邦曾经到此，首开历代帝王祭祀孔子之先。东汉桓帝时，先有乙瑛上书请为曲阜孔庙置守庙官员并由王家承担祭祀孔子费用获得批准，后又有韩敕以官钱维护孔庙，这使孔庙初步具有了官设庙堂的性质。唐初，太宗李世民下令京城和全国皆为孔子立庙，并专门修建阙里孔子庙，使之作为“孔庙表率”和“祭祀孔子中心地”。元朝以后，庙宅相分，孔庙自成系统。明朝中期起，环庙筑城，清代延续并扩展，先后完成14次修缮，从而形成了今天的样态和规模，它与北京故宫、承德避暑山庄并称为中国三大古建筑群。在长达千米的中轴线上，曲阜孔庙有九进院落，左右对称排列，共包括阁、坛、庑、堂以及祠、殿、亭、坊104座建筑，占地面积9.6公顷。各庭院之间有门坊与墙垣将纵深空间区隔，使建筑与庭院虚实相济，错落有致，显得自然和谐。这些具有浓郁东方风格的建筑，集历史、文化、建筑、雕刻、绘画、书法于一体，展现了传统中国肃穆的庙堂文化。

孔府是孔子嫡系后裔长期居住的府第，又称“衍圣公府”。孔府是官衙与内宅合一的典型建筑，分为东、中、西三路布局，中路是孔府的主体部分，前为官衙，是衍圣公处理公务的场所，后为内宅及花园，是眷属活动的区域，显示了衍圣公显赫的政治地位；东路的慕恩堂、报本堂、一贯堂则彰显了孔子嫡裔重视祭祀、敬重祖先的传统观念；西路的红萼轩、忠恕堂、安怀堂、书房是衍圣公读书会客之所，展现着孔府书香门第、诗礼传家的鲜明特色。孔府的建筑布局及其装饰都具有典型的中国传统特色，规模亦可与皇家比肩，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如果说孔庙、孔府展示了孔子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世家的尊贵，那么孔林则折射出孔子及其后裔在去世之后的荣耀。孔林是孔子及其后裔的墓地，位于曲阜城北约1.5公里处。孔子去世后，其子孙都围绕孔子墓结冢而葬，逐渐形成了面积广大的孔氏家族公共墓地。如今的孔林内，坟冢累累，碑石浩瀚，古木参天，是中国乃至世界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保存最完整的一处家族墓葬群，体现出中国历代王朝对孔子和孔氏家族的褒奖。

也许会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何在曲阜一地会保存有如此巨大规模的古建筑群？这无疑是因为孔夫子，一位生于斯长于斯、但却是能够承载古圣先王文化统绪而开启中华文明发展新境界的文化巨擘，中国人的“至圣先师”！如果你仍然无法完全理解，那么当你真正走近“三孔”，看到那厚重的坊额、肃穆的碑碣以及千年的古树，或许一切就会豁然开朗。它们犹如众多见证者，争先恐后地向你讲述着孔子与中国的历史过往：

——“金声玉振”坊会首先发言，古代演凑音乐，以击钟为始，击磬为终，孔子思想就犹如融汇众音而行成的一首完美乐章。

——“太和元气”坊会紧接着说到，世间最高的平衡状态谓之“太和”，生命之本源谓之“元气”，孔子思想不仅境界极高，而且其中蕴藏着最为深沉的能量，对社会和谐与进步发挥着巨大作用。

——“圣时门”也会讲到，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具有“与时偕行”的特质，富有“日新之谓盛德”的创新精神，强调“传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

这些生动地讲述使我们认识到，孔子集过往思想之大成，开后世文化演进之先声。他以“斯文在兹”的信念和勇气，安顿了中国人的个体生命，铺染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底色，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实质性飞跃，奠定了中华文明在全球文明中的地位，成为与苏格拉底、释迦牟尼等齐名的影响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重要思想家。由此，我们便不难看出，历经各朝不断建设而形成的孔庙、孔府和孔林，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尊崇孔子思想、提倡儒家学说的表征，这些都源于孔子本人的人格魅力，源于他的思想观念、教育实践对人类做出的伟大贡献。

一般而言，建筑属于表层的物质文化，它既是某种制度的综合性展示，也是深层思想观念的物态性凝结。曲阜“三孔”建筑是中国传统社会尊孔崇儒的象征，其结构布局、设计营造无不深受孔子思想、儒家学说的影响。

孔子生活在一个社会大动荡、思想大碰撞、文化大交汇的时代，他特别关注世道人心，尤为重视人的价值。在肯定人具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之“情”的同时，孔子更加注重探寻人与人之间能够和谐共生的相处之道，其中仁爱精神与礼敬观念正是两个重要支柱。后世儒家宗师仲尼，对于儒学的守正与创新亦不离此两种向度，仁爱与礼敬也就成为中国人深入骨髓的民族文化基因。

仁的根本精神在于“爱”，礼的根本精神在于“敬”。在曲阜孔庙，大成殿是祭祀孔子的场所，祭祀之礼最强调“敬”，通过祭祀礼仪表达对孔子等先哲的缅怀之情，从而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文化、对道德的敬畏之心。而大成殿的两侧则分别建有启圣王殿和崇圣祠，分别用于祭祀孔子父母以及孔子先祖。立爱自亲始，孝亲是仁爱的起点，这种布局正是儒家仁爱精神的体现。

实际上，不论是仁爱还是礼敬，孔子思考的逻辑起点和思维方式始终未曾离开“人”这一主线。所以，儒学的本质就是成人之学，它追求的是如何为人、何以成人的人间大道。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文化所关注的焦点既不是“神化”，也不是“物化”，而是“人化”，即《易传》中所阐述的“文明以止”，“化成天下”。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教师，他坚持“有教无类”，提倡“为己之学”，看重个人自身的修为，培养了众多弟子，同时也赢得了众弟子由衷的信任和爱戴。孔子与弟子的感情极为深厚，孔子去世后，弟子们为老师服丧三年，虽然没有像孝子一样身穿孝服，但他们内心的哀伤仍令人动容。三年后，弟子们相继离去，而子贡则在墓旁“结庐”继续为孔子守墓三年，以此表达对恩师最深切的哀思。为纪念子贡这一尊师之举，明代嘉靖二年（1523），御史陈凤梧主持建造了“子贡庐墓处”。这是一处面东的三间灰瓦顶房，房前左侧立“子贡庐墓处”石碑一幢。子贡庐墓处不仅是孔子与弟子间师生关系的历史见证，更是教书育人、传承文化的象征。

曲阜“三孔”是为纪念孔子而建，与其他宗教场所不同的是，它始终着眼于现实社会而非虚幻的彼岸世界，意在推崇孔子的“道”与“教”，人文意识凸显，宗教色彩淡化。

孔子及儒家学派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影响，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不论官方还是民间，无不以礼尊之。因此，曲阜“三孔”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非常特殊，人们实际上长期将其视为“圣域”。也正是如此，曲阜“三孔”历尽千年的雨打风吹，迄今仍得以巍巍然完整耸立，成为世界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迹。

所谓“圣域”，其实是指信仰的皈依之处，人们的精神的家园。这种“圣域”情结早在汉代就已出现，太史公曾亲自前往曲阜考察，“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以至于“祗回留之不能去”，并对孔子发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赞叹，成为历史佳话；直至晚近，这种观念仍存在于中国人心中。徐复观先生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自上世纪50年代起便长期在海外生活，临终时留下遗言，以“未能赴曲阜亲谒孔陵”为一生最大的憾事。从司马迁到徐复观，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空演变中，人们对于孔子所代表的文化精神的无限敬意一直未曾改变。尽管不能完全排除维护政权合法性需要这一因素的存在，但“圣域”观念能够深入人心的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孔子自身的伟大，无论是衡判智慧，抑或是品评德行，孔子都足与日月同辉！“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诚哉斯言！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子的一生就是坚持求道、弘道的一生。“弘道”二字，既是对孔子人格的写照，也是对孔子思想的褒扬。这也正是曲阜孔庙第三道大门以“弘道门”来命名的原因。受此影响，儒家最为重视理论的展开和落实，强调践行的重要性。在身与“道”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众多具有典范意义的人物，他们被供奉在孔庙大成殿和两庑之中，成为“优入圣域”的典型代表。孔子像位于大成殿内正中，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四配”以及子路、朱熹等“十二哲”分列于两旁。在大成殿外的左右侧，另有两排房屋，绿瓦长廊，红柱隔扇，习惯上称为“两庑”。这里供奉着历代先贤、先儒总计156人。从祀孔庙的先贤、先儒都以孔子为师，以六经为典，以继承道统为己任，他们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传承者、践行者。

接续道统的责任感，融入到“优入圣域”的追求中，形成了中国古人特有的信仰模式。这种信仰不是为了求得彼岸世界的幸福，而是以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自觉担当意识，投入到对文化的传承之中。这昭示了生命之外的另一种存在，是一种比肉身更长久，比人的存在更具超常的力量。

以木石砖瓦形式存在的曲阜“三孔”屹立在人间，历经数百年的沧桑而完好无损，其斯文在兹的特质、人文化成的理念、优入圣域的追求也依然可以在当代社会发挥作用。所以，曲阜“三孔”不应仅仅被视为文化遗存或历史古迹，更应成为活在世人心中、引导人们向上、向善的精神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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