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礼传家是孔氏家风的核心，源于孔子对儿子学诗学礼的教诲。

《论语•季氏》中记载了“孔鲤过庭”的故事，孔子教育儿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意思就是，不学诗，就不懂得怎么说话；不学礼就不懂得怎样立身。

《论语•阳货》篇中，还有一段类似的话：“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之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这句话是指孔子对伯鱼（孔鲤）说，人假若不研究《诗经》中的《周南》《召南》，就会像面对墙壁傻站着一样，什么也看不见，一步也行不通。

《孔子家语》记载了孔子教育儿子孔鲤通过学习提升自己的重要性。孔子认为，“容体”“勇力”“先祖”“族姓”等等都是不足以称道的外在因素，只有学习才能真正提高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内在素质。《孔氏祖训箴规》告诫族人要“朝夕教训子孙，务要读书明理”。孔子不仅言传而且身教，“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一生勤奋学习，为学生和子孙后代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给后代留下众多学习传承的经验。诗礼传家是孔氏家风的核心内容，其实也揭示了当时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

孔子对如何学习也提出了很多要求和原则。孔子主张学习要“不耻下问”，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反映出孔子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并提出了一个“四毋”原则：“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提倡“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就是要求说话讲忠信，行为讲笃敬，从而构建了一套笃实躬行、学行结合以及从诚意正心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

《孔氏祖训箴规》中讲道：“谱牒之设，正所以联同支而亲一本。务宜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雍睦一堂，方不愧为圣裔。”务必提倡“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和睦一家亲，才不愧为圣人的后代。孔氏家族注重血缘亲情之爱，就是以“孝悌”为本的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爱。仁的实现始于家庭，其表现就是亲情之爱。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正是体现了孝悌为仁的根本所在。而孝悌就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爱。

孔子十分重视这种血缘亲情的爱，对宰我的“三年之丧”的辩解提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对宰我放弃对父母的三年之丧称之为“不仁”。由此可见，孔子心中的亲情之爱就是最基础的仁。

在遵循家庭伦理规范的基础上，孔氏家族对家庭成员以外的人也能够心存仁心。正所谓“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晚辈在家孝顺父母，出外则会尊敬长辈，做事谨慎而说话诚信。这样的人会将家庭中的孝道用于所有的人，从而使整个社会形成亲如一家的氛围。由此，家庭伦理规范发展成为公民道德。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对待每一个人都要像对待贵宾一样恭敬认真，做官的要谨慎小心地役使百姓，自己不喜欢的事，就不要强加给别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自己通达，也要使别人通达，这就体现了德行广众的睦邻目标。

《孔氏祖训箴规》中强调：“崇儒重道，好礼尚德，孔门素为佩服。为子孙者勿嗜利忘义，出入衙门，有亏先德。”崇儒重道、好礼尚德，向来是孔门传统。作为孔氏子孙，不能嗜利忘义，做官不要做出有损祖先德行的事情。“为子孙者勿嗜利忘义”，就是告诫子孙后代要正确处理好义利关系。孔氏家族奉行先义后利、求利循义、义利统一的伦理价值观，即以“重义轻利”为特征的义利观。

《孔氏祖训箴规》强调：“子孙出仕者，凡遇民间词讼，所犯自有虚实，务从理断而哀矜勿喜，庶不愧为良吏。”要求做官的子孙，一定要做到公平公正、理性判断，做贤能的官吏。他们奉祀先祖，为政以德，由此造就了“不愧良吏”的官之典范。

比如，孔子10代孙孔藂、14代孙孔光、40代孙孔纬，45代孙孔道辅等等，都在当时作出了突出贡献。孔子第53代孙孔治为官时，就有“孝友仁厚，公谨廉明”的美誉。

孔子第57代孙孔讷“为人严谨，天性仁孝”，乐善好施，对无力婚葬的乡邻，时常解囊相助。

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山东发生灾荒，孔子64代孙孔胤植奏请免除粮税，并出钱物救济灾民，先后救活“数千人”。

不单是衍圣公遵循祖训，好礼尚德，同门67代孙孔毓珣也在《孔氏祖训箴规》的教化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成为一代良吏。他在为官期间，根据当地风俗施政，去除社会弊端，边境居民得以安宁生活。迁任湖广上荆南道，筑堤捍江，民称之“孔公堤”。升广西总督，对官府控制的储备粮仓进行调查核实，并且春耕时期，借粮给老百姓，秋收时期收回，年成好的时候，加收利息，年成不好的时候，免除利息，荒年几乎没有收成的时候，允许次年偿还本钱。

雍正帝召见孔子70代孙孔广棨时不由感慨道：至圣先师后裔当存圣贤之心，行圣贤之事，一切秉礼守义，以骄奢为戒。

以上这些孔氏族人都深受诗礼传家、为政以德和勤廉家风的影响，成为官之典范。践行忠孝家国同构孔氏家族具有一种深厚的家国情怀，主张以家庭伦理构建政治秩序，“以天下为己任”，努力实现“大仁”“大爱”。《论语•颜渊》将其概括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把“孝”道推及到政治领域，把“孝”道和治理国家的政治联系起来。孔子说，“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家与国这两个最重要的人类联合体之间就有了一致性。孔子甚至认为遵从孝道，进行有关孝的道德教化，就是对政治的参与，能直接影响到政治。

有人问孔子为什么不参政，而只顾倡导孝道，孔子回答说，只要孝顺父母，遵从兄长，并把这种风气施于政治上也就是参政了，在家为孝就类似于在国行忠，所以“孝慈，则忠”。

在孔子看来，家和国是统一的，孝和忠是统一的，从政与施教合而不分。以“孝”促“忠”，以血缘关系促等级秩序，以“齐家”作为“治国”“平天下”的重要环节。

《孔氏祖训箴规》强调：“孔氏子孙徙寓各府州县，朝廷追念圣裔，优免差徭，其正供国课只凭族长催征。……宜各踊跃输将，照限完纳，勿误有司奏销之期。”同时强调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要紧密结合起来。

孔子说过：“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孔子认为，如果在有道的国家还处于贫穷的状态是可耻的；如果处在无道的国家而富贵，那也是耻辱的。这里孔子把个人家庭的富贵与国家联系在了一起，体现了“家国一体”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