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建设以孝悌为中心，孝悌之道是中华家文化的灵魂，是中华圣道的中心，儒家“四书”注重家风，充分阐发了中华孝道。儒家把孝悌看作做人的基础，儒家学说也就围绕孝悌而展开。人类社会不可须臾离开的是“爱”与“敬”，孔子极重亲亲之爱、尊长之敬，说“立爱自亲始”“立敬自长始”，把“孝”“悌”看成“人之本”，把“爱”“敬”看作“政之本”。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人都本源于“家”而要“不忘其初”，儒家哲学简直就是“回家”的哲学。
在世界多姿多彩的文明中，中华文明绵延5000多年从未中断，这是一个伟大的奇迹。近代中国落后挨打，中华文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遭到中华民族自身的质疑。然而，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越来越关注并探究这一伟大的文明奇迹。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对近代中国作出过这样的评论：近200年的中国或许只是历史上一个短暂的意外，这并不是常情。如果今后中国要回到属于她的位置并不意外。在他看来，西方“国家”的建立，往往总有一个开端，但在中国似乎并不存在这个概念。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随时都是一个起点，每当建立起大一统盛世的时候，总是不认为这是创造，而是复兴，是重新回到巅峰，似乎那个巅峰的中国早在黄帝之前就已存在。我们认为，这恰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有必要设问：孔子为什么那么崇尚先王？孔子何以要“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为什么说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时至今日，我们再也不能看不到疑古思潮给中国带来的极大危害，再也不能不理解走在学术前沿的学者为什么提出要“走出疑古时代”，“重新估价中国的古代文明”。
英国著名汉学家马丁·雅克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纵观世界史我们会发现，西方曾经也产生了很多的大帝国、强国，但是，这些强大帝国在衰弱后基本上都灰飞烟灭，后世再难有崛起的可能，即使所谓“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似乎也同样如此。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代东方几千年出现的几乎所有强大帝国都来自中国，而且古代中国衰弱后会不断重新崛起和复兴，包括现在也是如此。近代100多年衰弱，到现在重又走向复兴，这在世界范围内可谓是独一无二。
马丁教授的疑惑是：为什么西方帝国总是在昙花一现之后就灰飞烟灭了，而中国却能得以不断传承？他解释说，中国其实是一个文明但是他却“伪装”成了一个国家的存在。在他看来，也许只有这样，才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帝国衰败后就再无崛起的可能而中国总是能不断复兴，这是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种文明！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确是一个文明的存在，就像“中国”两字最初出现的时候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概念一样。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不断调整充实、因革损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明特征。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文明特征就是思考人性和人的价值。人是一个自然的人，每一个人都是父母所生，人在父母和家庭成员的关爱下，慢慢长大成人；人又是一个社会的人，但他首先属于家庭和家族，后由家庭而走向社会。于是，中国人把家庭伦理、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打通，把父母对于子女的自然情感社会化，或者进行社会化的应用与理解，这就产生了中国人的家国一体观念。
近年来，国家特别强调明道修德，习近平总书记特别谈到“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这直接而积极地回答了两个相互关联且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人类社会为什么需要道德？人为什么要有道德地生活？国家无德难以兴旺，个人无德难以立身。看起来这只是说国家和个人，实际却包含了由大而小、从整体到个体的许多方面，涵括了诸如“企无德不盛”“家无德不旺”等许多意涵。国有治理之道，家有兴家之道，家道兴盛基于家庭成员个人的修养与境界。
儒家“四书”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经典。在“四书”中，家国一体观念得到了充分的论述。家与国相连，家风建设与国家社会息息相通。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与家庭美德是统一的。作为社会管理学说，儒家关注家齐、国治、天下平，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有一大批知是非、明荣辱、能担当、敢引领的“君子”，有一批有格局、有气象的“大人”。《大学》所阐发的大学之道，就是君子之道，就是大人之道。“齐家”之道与之紧密相连，包含其中。
修身才能齐家，“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大学之道”由修身出发，对于“齐家”的意义，及如何“齐家”都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论述。
家国一体使得中华家风具有了方向的规定性。良好家风的底色是道德，这个道德基于正确的价值追求和高尚的行为方式，与社会国家的需要相适应、相协调。《中庸》所说的“五达道”，其中的父子、夫妻、兄弟之道，都是家和的关节点，都是关于家风问题的最基本论述。《论语》还有许多如何治理“邦家”的论述，如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无论是家还是国，公平公正、安宁安定、和谐和睦都是永恒的追求。国家和谐、家庭和顺，都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中国儒学以“人”为研究对象，也就是研究人性和人的价值。这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我国上古时期数千年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文明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儒家思考人的本质属性，思考“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及“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思考人的更高层次和境界。在思考“人之所以为人”这样的问题时，人们自然关注“人情”“人义”的关系问题。曾国藩的信条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这鼓舞了后来的很多人。礼是人类有别于禽兽的标志，欲为圣贤，必先成人；人先成人，才能达到人生的更高境界，才能成就“大人”“君子”品格。从实质意义上讲，中国的家庭教育，中国的家风建设，说到底是关于成人与成长的教育。
（一）礼要人具有“社会性”
自家庭、私有制和国家产生以后，人们“家”的观念越来越强。中国的三代时期，文化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例如《尚书》的《大禹谟》就有“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的说法，《汤诰》也有“宁尔邦家”的说法等。在中国早期的典籍中，有许多类似希望家邦兴旺，避免家庭败落之类的论述。
中国礼文化是为调整人际关系而产生的，形成很早，考古学家发现并明确指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时代应该已经产生了礼制，夏商时期同样各有礼制，周礼就是在继承夏、商两代的基础上损益因革而成。孔子尊崇周礼，尊敬周公，就是因为周公制礼作乐。在周代，礼乐文化高度成熟与发达。
礼是调整人际和社会关系的规章与原则，人类社会的进步就在于彼此之间的协作和协调。《荀子》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的社会性存在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基本特征。不论是谁，也不管其是否关心社会，人其实总是一个社会性的存在。人们既然生活在一起，就必须有彼此和谐、和睦相处的基本遵循。因此，人的素质，人的素养，人的格局，就体现在对于这个“社会性”的理解和遵循上。
就像孔子仿佛就是为“道”而生，孔子一生都希望“道”能实现。孔子创立的儒学也是如此，用《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儒家于道为最高”。孔子的社会理想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成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一贯追求。所谓“天下为公”，就是希望天下有道，世人遵道而行，循理而动。按照《说文解字》的说法，“背私为公”，“公”应该就是人的社会性存在，是公共意识和公德意识。家庭要有好的家风，家庭成员必须首先具有这种公共意识。
（二）礼要求人必须“成人”
所谓“成人”，首先是一个年龄概念，但又不仅是一个年龄概念。人生而幼，不可谓成人。幼而学，学而长，人的学习与成长，应是社会道德内涵不断扩充的过程。早期儒家强调“人与禽兽”的区别，无非是说人具有社会性和道德。
人不能只有灵性，还要有德性。孔子弟子子路、颜回向孔子请教“成人”和“成人之行”的问题，孔子认为必须“文之以礼乐”“加之以仁义礼乐”。《论语》《孟子》都有“人”的“类存在”思维的论述。比如孔子谈孝道，认为人应当与犬马有别，应当对父母有内在的“敬”的情感，否则“何以别乎”？孟子则谈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从“人禽之辨”的逻辑出发，思考“人之所以为人者”。人来到世界上，最初都是一个纯粹的人，但是，在外部世界的影响下，人就产生了好恶，人如果“好恶无节”，外部世界又“感人无穷”，一直诱导人们，人若“不能反躬”，就会违背天理。就是在这样的逻辑上，早期儒家讨论“人化”与“化人”的问题，讨论“成人”的话题，进一步思考如何成就作为社会引领者、担当者的“大人”问题。
中华先人思想创造的伟大成果之一就是“礼”。用《礼记·礼器》的说法，这个礼是“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的那个“理”；用《礼记·丧服四制》的说法，礼具有“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的特性。礼可以“决嫌疑”，有“济变”“弥争”的功能。礼经天纬地，顺从自然法则，确立了人生与社会的基本原则，规定规范了人间秩序。据《左传·隐公十一年》，春秋前期业已提“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的观点。
基于“利后嗣”这样的功能，从天下到国家、从家庭到个人，都需要人们遵道而行、循礼而动。既然礼对于社会国家秩序具有明确的规定性，这样的规定性又源自人们对于“人心”与“道心”、“人情”与“人义”、“天理”与“人欲”的思考，因此，礼的传承与教育也就成为社会与家庭教育主要的、基本的内容。
（三）引人向善，成就“大人”
传统中国从长养人情的社会性出发，形成了一整套的教育体系。孔子说：“少成若性也，习惯若自然也。”中国的教育着眼于人性的引领，明其明德，以改良世道人心，引人向善。
古代的蒙学特别重视“礼”的教育。此即《易经》所说的“蒙以养正，圣功也”。后人作《养正遗规》，说“养正莫先于礼”，也是看到了礼的极端重要性，看到了礼的方向规定性。
传统教育同样特别注重礼。依朱子所言，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大戴礼记·保傅》把这样的教育分别称之为“小艺”“小节”和“大艺”“大节”。这里所说学校之教的大、小节之分，关注的是孩子的成长，一步也离不开礼。
人而为人，在于有教。《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人天生具有的即为“性”或“天性”，引导性情发展的方向即为“道”，修行此道的过程或方式即为“教”。“天命”可以理解为上天的旨意和安排。但要注意的是，在儒家的观念中“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孟子主张“性善论”，荀子主张“性恶论”，好像针锋相对，细读《孟子》《荀子》就会发现，虽然他们关注点不同，但在对人性怀有信心和耐心这一点上是相同的。
《中庸》开端最重要的是这个“率”字，它有“遵循”“顺应”的意思，也有“引导”“率领”的意思，如“率兽食人”“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等皆是此意。如果解释为顺应天性，那就也包括顺应人的自然属性。我们认为，这里的“率性”意为“引导”自己的天性，这就如同大禹治水，既不是压抑，更不是放任，而是调和自身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发挥各自优势，这才是正“道”。这是对“人道”和“天理”的遵守，对“人义”的遵循。
既然人性之中先天就有善恶，就需要在后天增进善性，去除恶性。具体如何做？儒家强调不能固执己见，闭门造车，而是借鉴前人的经验，不断习得，修养自身，达到这种正道的过程，就是“教”，“教”可以翻译为教化、教育、教导等。
（四）“丧家”必先“去其礼”
如果观察中国历代的家训、族规，会发现无不重视孝悌，孝悌是立家之要。不难理解，孝悌是淳化社会风气的需要，“大人”更是家族健康发展的需要，曾国藩曾告诫家人：“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可见，孝友之家形成了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良好家风，才能绵延久长。何以如此？以孝友为家庭中礼之大者。《孔子家语·礼运》说：“破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一个国家，一个家庭，一个人，如果离开了礼，不遵守礼，距离败亡就不远了。
出于对邦家永固的考虑和治国、平天下的追求，早期儒家对“礼”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深刻论述，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学说。在某种意义上，年轻人的成长就在于对礼的理解及自觉遵循。家风的培育，就是关于礼的教育。“四书”中丰富的儒家教育思想和观念，包括《论语》所记载的孔子对儿子“学诗”“学礼”的教育，无一不属于这样的范畴。
中国传统宗法制度的核心是“尊尊”和“亲亲”。尊尊，敬也；亲亲，爱也。人们期待被人敬、被人爱，社会就要“立敬”“立爱”。这就不难理解何以中国特别重视孝悌，这里的关键，在于孝悌是起点，而不是终点。
（一）“法先王”与“绍家世”
就像儒家谈“齐家”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一样，儒家重视家风也是为了国家、社会的风气、风尚，要形成尊道德、崇道德的社会风尚，道德建设还必须从家庭开始。历代有不少人“训家”，虽然在主观上未必是为了“轨物范世”，而是为“提撕子孙”，但像颜之推写作《颜氏家训》那样，毕竟是本于“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的初心。
在大约100年前的中国，许多有志之士思考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柳诒徵先生深刻研究中国文化，对孔子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有明确的表述，认为“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并说：“今日社会国家重要问题，不在信孔子不信孔子，而在成人不成人，凡彼败坏社会国家者，皆不成人者之所为也。苟欲一反其所为，而建设新社会新国家焉，则必须先使人人知所以为人，而讲明为人之道，莫孔子之教若矣。”在柳诒徵看来，让每人“知所以为人”是社会国家最为重要的问题。于是，让人们知道如何做人，就成为儒学的核心话题。
孔子崇尚先王，儒家则以先王之道“濡其身”。有格局的“大人”唤醒人性，引导善性，以明德引领风尚。据研究，在甲骨文金文中就出现了“儒”字，其最初的意思与“濡”相通，可能是上“雨”下“而”结构的一个会意字，像一个人沐浴濡身。在较早的时候，“儒”或“濡”（或“需”）指的很可能就是礼仪活动的主持人员或相礼者，由于特殊的身份，在具体的礼仪活动中要沐浴濡身，这或者就是“儒”的本来意义。到了周代，尤其儒学创立以后，“儒”所表达的则是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儒”不但要洗干净身体，还要洗干净心灵，要引领社会，改良世道人心。所以孔子对弟子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意思是希望弟子关注社会，关注人心。
（二）孝悌与“人禽之辨”
西方有学者看到：中国的价值观和西方民族国家有本质区别。西方传统推崇决战决胜，强调英雄壮举，而中国的理念强调巧用计谋及迂回策略，耐心累积相对优势。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个人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其德望，一个家庭最大的优势就在于“积善”。儒家文化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底色，在漫长而艰苦的岁月里，人们思考社会合理运行、和谐发展的内在机制，从相信天命、借助鬼神到看重人本身，这是一个历史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最终将关注的目光落在了人的道德上，落在了人的礼义上。
人既然是人，就应当具有人的特性，就应该区别于禽兽。在孔子看来，人与犬马无别，则人何以为人，所以孔子格外强调“别”。孟子关注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其着眼点在于“异”。无论是孔子的“别”还是孟子的“异”，都是对人的“类存在”意义的关注。于是，中国思想家关注“人之初”的问题。每个人都是父母所生，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关心自己的就是父母，除了父母就是自己的兄长，因此，孝悌就成为“为人子”“为人弟”所必须做到的。
在家庭中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这样的层面上，儒家展开了全面系统的论说。例如在对待父母方面，要讲究尽心养亲，爱敬至上，而且要顺亲、谏亲，还要丧亲尊礼，一丝不苟。
（三）从“孝”“悌”到“爱”“敬”
然而，儒家谈孝悌，绝对不是为孝悌而孝悌，儒家将孝悌作为起点，以培养爱和敬的情感。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爱与敬并不止步于家庭，而是把这种情感推广开来，让世界充满爱和敬。
人被视为万物之灵，人们共同生活在天地之间，依靠什么才能更加安定和谐，怎样才能更幸福美好地生活在一起？孔子基于对世道人心的深切体察，认为最紧要的其实就两个字——“爱”与“敬”。鲁哀公向孔子请教“人道孰为大”的问题，孔子表现得有一些感动。作为鲁国的一国之君，哀公能询问这样深入的问题，孔子“愀然作色”，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他对哀公说：您能谈到这个问题，真是鲁国百姓的恩惠了，我哪能不认真作答。于是把自己的想法翔实禀报。
哀公问到了关键处，孔子的回答也发人深省。孔子认为，人道最重要的是“政”。孔子论述说：古人治政，有仁德、有爱心最为重要；有仁德，有爱心，却必须遵守礼制；遵守礼制，必须有庄敬的态度；最高的庄敬，表现在天子、诸侯等的婚姻中。天子、诸侯娶亲时，身穿礼服亲自迎接，是为了对新妇表示庄敬。庄敬则是为了表示亲情，放弃庄敬就是遗弃亲情，如果没有亲情，没有庄敬，哪里还有什么尊重？可见，“爱”与“敬”的内涵关涉极大。
婚姻是人伦之本，君主是百姓的表率，君主婚姻中赋予“爱”与“敬”的意义，是治理政事的根本。《易传》说：“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夫妇之道联结人伦，关涉政治，难怪“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中国历史上，人们都强调夫妇婚姻为“人道大伦”。在婚姻意义上，有“男女亲”才有“父子亲”，婚姻中“爱”与“敬”的深层意义，奠定了社会人伦大道的基础，有爱有敬，才能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听、长惠幼顺，故汉代人说“夫妇正则父子亲，人伦定矣”，还说“夫妇，人伦大纲，夭寿之萌也”，“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义，人伦之大节也。是以礼贵男女之际，诗著《关睢》之义”。古代教育的实质就是关于爱与敬的教育。
这样，孔子说“爱与敬，其政之本”意义就很清楚了。孔子是说为政者要正人，要使社会“归于正”，让人心“思无邪”，就不能没有“爱”和“敬”，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为用，有机统一。如果将孔子斯言简单地理解为执政者要爱戴人民，尊敬人民，其实是把孔子思想简单化了，也把孔子思想的价值降低了。儒家的孝悌思想密切联系着社会治理，联结着社会的风气，这也是家风建设的意义所在。
有对终点的关注，才能起好步，踏实前行。家风建设就要放开眼界，打开思路。所谓“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儒家思想中的“仁爱精神”与“敬畏观念”、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与“神圣观念”，其实不都是“爱”与“敬”的体现吗？中国儒家极重“孝悌”，恰如孔子所说“立爱自亲始”“立敬自长始”。三国时期刘邵认为《孝经》“以爱为至德”“以敬为要道”，在《人物志》中说“人道之极，莫过爱敬”，说明他把握了儒家学说的精髓。
人而为人，就有为人之“义”，即孔子所说与“人情”相对的“人义”。人要明白并敬畏自己的社会角色，正其名，安其分，尽其力，这就对家庭成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就是要用“心”。
家风建设就是家庭美德的养成，而家庭美德则基于家庭成员的个人品德。儒家的工夫论、修养论对于养成个人品德、培育家庭美德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大学》说：“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离开了心，离开了从内而外的那种诚敬，个人品德修养，优良家风建设，也就会失去根本。
古代圣贤强调“修己”，也树立了“正身”的榜样。家风建设需要效法圣贤，敬畏并遵从圣贤之道，追求成圣成贤。孔子说君子要“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王阳明说人要努力“读书做圣人”，曾国藩说看一个家庭或家族能否兴旺，要看他家的孩子是否读圣贤书，说的都是人生方向问题。所以人要“就有道而正焉”，人应“好学”而“志于道”，接受教育或修炼自己“思无邪”。
正身在于修己，修己的关键在于正心。《大学》的“絜矩之道”、《中庸》的“君子之道”以及《孔子家语》的“三恕之本”都给人指出了具体的方式和方法。人要立志向学，言忠信，行笃敬；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个人理解了自己的角色，就知道了自己的“名”，人一定要使自己“名正言顺”，所以孔子说：“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应该用儒家的正名、修己思想指导我们的人生。
正心，要求人们要有内在的自觉，有慎独的自律，要踏踏实实地从最基本的事情做起。孔子希望人们能“正其衣冠，尊其瞻视”，曾子也说：“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其实，无论是谁，都必须在做人与做事上解决“心”之所属问题，由“心正”而“身正”。心正，就要有“一”的思维，有“中道”思维。比如在家庭中处理父子、夫妻、兄弟等关系，要学会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会父慈、子孝，夫义、妇听，兄恭、弟悌。
正如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密切关联着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家庭的管理、家风的建设也与此密切相关。在与家庭直接相关的六项“人义”中，父慈、子孝与兄恭、弟悌很容易被理解、被接受，但“夫义”和“妇听”两项，很容易被错解、被误读，很容易发生纠葛。但如果把它放在历史传承与文化传统中，很多问题就可能迎刃而解。
人的成长就是一个修心的过程，在这一点上，孔子本人的论述以及他施教的过程也是明证。孔子当年教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诗礼庭训”对后世影响极大，它不仅成为孔子后裔世代相传的家风，也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许多家训族规的灵魂，成就了不知多少个人与家庭。《论语·泰伯》记孔子之言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在孔子时代，士人是社会精英群体，而士人的培养离不开诗、书、礼、乐。《礼记·王制》说：“乐正……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这应该是西周春秋时期的普遍情形。诗、书、礼、乐为“先王”之书，为士人必须修习的内容。王官之教衰落之后，孔子继承王官之学的传统，举起私学的旗帜，开始收徒授学。孔子教授弟子十分重视诗、书、礼、乐之教。《孔子家语》记卫将军文子问于子贡曰：“吾闻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诗、书，而道之以孝悌，说之以仁义，观之以礼乐，然后成之以文德。”可见，孔子的教学以诗书礼乐为中心，从“心”的熏育着手，让仁义礼乐在心中扎根，孔子儒家的教育目标正是成就人的“文德”。
孔子“学诗”“学礼”的过庭之训，影响了孔子后裔，也影响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许多家庭和家族。历史上，家训和家风的核心是子女教育。和谐传家训，诗书承家风，像“诗书继世长，忠厚传家远”“诗书经世文章，孝悌传家根本”“读书足贯古今事，忠孝不迷天地心”之类，成为中华民族众多家训家风的主旋律，许多的家训、家书甚至楹联、中堂，都注意告诫子孙立志读书，他们讲论读书的顺序、方法及其意义，一般都会要求首先攻读儒家“诗”“书”“礼”等经典以及“四书”，这有助于“开心明目”“修身利行”，“读书明理”“读书亲贤”是为“做得一个人”，如果“道理不明”，则难以立身处世，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堕于小人之类”。
儒家强调“求其放心”，以为“学问之道”，仅此而已，是因为人们需要唤醒良知良能，从而安顿自己的心灵。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人有这些，不论与他人同行，还是独自行走，一路上总会有暗香随行。人们往往偏执、忿懥而不能平和中正，有的是因为看不清自己坐在哪条船上。可人们不都在一艘大船里吗？看起来船决定着我们的命运，事实却是船里的每一个人共同决定船的命运。家道兴盛、家风建设，道理同样如此。
作者：杨朝明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
来源：孔子研究院、国际儒学联合会微信公众号
原载：《中原文化研究》2020,8(03):44-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