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圣像
孔子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汉代已有人称孔子为“素王”，意思是说孔子有王者之德，无王者之位。换言之，“素王”就是思想文化领域的无冕之王。清代统治者封给他一个称号:“大成至圣文宣王”，大概是二千多年中读书人的最高头衔。
康有为曾说:“中国之国魂者何？曰孔子之教而已。”“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国魂”称号较之“素王”似乎更加崇高，并且难以超越。梁启超说:“苟无孔子，则中国非复二千年来之中国。”又说:“苏格拉底之后，容有苏格拉底；而孔子之后，无孔子也。”这是说孔子是影响中国最大的一个人物，空前绝后。康、梁显然是近代尊孔派的先锋人物。
宋明理学家甚至说过更加极端的话:“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这就是说孔子是宇宙间的太阳，没有他的降临，人类至今只能在黑暗中摸索。难怪明代思想家李贽对此嘲笑说:怪不得三皇五帝时代的人们白天都点着蜡烛在走路。
今天在这里不讨论孔子思想，只讨论孔子的历史形象，问题就显得简单一些。
在中国历史上的七种形象
孔子到了汉代，在国家政治思想领域已树立了合法正统的形象:他的著作《春秋》是治理天下的一面镜子，孔子本人则是王者之师。
第一种形象是“圣化”。一介布衣的孔子被初步塑造成圣人，中间大概经历了四五百年的过程。吴国大夫曾向孔门弟子子贡发问:你老师莫非是圣人吗？为什么如此多才多艺呢？子贡回答道:上天赋予他做圣人的资质，所以他又多才多艺。这里子贡把孔子赞美成“天纵之将圣”，首次把孔子的形象定位成天赋“圣人”。一百多年后，孟子对孔子作了高度评价，指出:“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意思是说自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孟子认为“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孔子“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古代圣人有许多不同的侧面，而在孟子看来，孔子身上凝聚了圣人的各方面的优点，是古代圣人的“集大成”者。
在孔子被“圣化”的过程中，大史学家司马迁推波助澜，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他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这是说自帝王至学者，如果要探讨以六经为核心的知识学问，皆以孔子的观点作为是非标准。援此而论，司马迁就认定孔子是最伟大的圣人（至圣）了。
第二种形象是“矮化”。“矮化”孔子可以说是自老子开始。孔子当年西行，向老子问礼。老子认为周礼的创始人周公早已死了，要复周礼必须要估量时代潮流是否允许。老子告诫说:“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史记·老子列传》）这说明孔子身上有两大不足:趾高气扬的神态（骄气、态色），过多的欲望与理想（多欲、淫志）。
在《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中，有许多同时代的隐士对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孔子极尽嘲笑“矮化”之能事。或讽刺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或嘲笑他“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垒垒若丧家之犬”；或策反孔子的学生:与其追随“避人之士”（指孔子），不如跟随避世之士（指隐士）；或暗示孔子应改弦易辙，“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也”。《庄子·德充符》塑造了一个肢体残缺名叫“叔山无趾”的人物，向孔子求教并进而论道，最后使得孔子甘拜下风，自惭形秽。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实际上《庄子》一书中还有许多“矮化”孔子的故事。
道家“矮化”孔子在历史上是有传统的。《列子·汤问》编造了一个故事:孔子东游，看见两个小孩在辩论早晨的太阳和中午的太阳哪个离我们近？双方从形状、温度出发各执一词，究竟谁对谁错，“‘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也？’”实际上这个问题有相当的难度，两千多年后天文学家经过精密的计算后才能得出答案。但孔子不是圣人吗？按照宋儒朱熹的说法:“圣贤无所不通，无所不能，哪个事理会不得？”但是无所不知的圣人对小孩的疑问也不能回答，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妙的讽刺。
第三种形象是“正统化”。自从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以来，孔子的形象就逐渐趋于正统化。董仲舒声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原先对孔子的形象无论是“圣化”还是“矮化”，都是一种民间行为。现在董仲舒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把孔子思想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来强行统一天下人的思想，使之成为一种国家的意识形态。董仲舒极力推崇孔子所作的《春秋》一书，认为“《春秋》之道，大得之则王，小得之则霸”。《春秋》一书具有“大一统”的观点，追求“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包含了国家政治版图与意识形态的双重统一。因此，统治者掌握了《春秋》一书的思想本质，就可以称王天下，至少也可以称霸天下。
稍后，刘向《说苑·建本》指出:“有国家者，不可以不学《春秋》。生而尊者骄，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贵又无鉴而自得者鲜矣。《春秋》，国之鉴也。”明确指出《春秋》是统治者必修的教科书。这样看来，孔子到了汉代，在国家政治思想领域已树立了合法正统的形象:他的著作《春秋》是治理天下的一面镜子，孔子本人则是王者之师。
第四种形象是“神化”。孔子在汉代除了被官方及御用学者董仲舒等人独尊而“正统化”之外，还受到另一批公羊学派儒生的高度“神化”。在《春秋纬·演孔图》、《孝经援神契》等书中，从孔子的出生、相貌至行为方式进行了一系列精心编造的“神化”:1、孔子并非是俗人凡胎，他诞生于人神交合之中。孔子父母“祷尼丘山，感黑龙之精，以生仲尼”。2、孔子生有异相殊表:“孔子长十尺，海口，尼首，方面，月角日准，河目龙颡，斗唇昌颜”，“手垂过膝，耳垂珠庭，眉十二采，目六十四理，立如凤峙，坐如蹲龙”。3、孔子作为奉天承运的“素王”，编撰《春秋》、《孝经》，为后世制定了治理天下的大法，带领七十二位弟子朝拜北斗星，这时天空“白雾摩地，赤虹自上而下化为黄玉，长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读之，曰:宝文出，刘季握，卯金刀，在轸北，字禾子，天下服。”孔子在此预言刘邦将取代秦王朝而登上帝位。
从一定意义上说，“神化”是对“正统化”的加码，是为了树立孔子更大的权威，把孔子从人性世界的典范提升到神性世界的救世主。《古微书》卷二十五中的一则神话就是个很好的例子:鲁国有个人出海而迷失方向，后来在海上遇到孔子。孔子给他一条手杖，“令闭目乘之归”。此人像哈利·波特似地骑在手杖上飞回鲁国，并向鲁王转告孔子的告诫:不久有外敌入侵，应趁早高筑城墙。后来齐国军队兵临城下，但无功而返。
第五种形象是“僵化”。经过一千多年的流传，孔子的形象到了宋代就渐渐被理学家所“僵化”。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来看，“僵化”是“正统化”难以避免的逻辑结果。首先，宋代皇帝进一步制造了尊孔的社会氛围，宋太祖赵匡胤多次去国子监主持盛大的祭孔仪式，宋真宗赵恒亲自去曲阜祭孔，追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有了统治者政治上的大力倡导，理学家就努力把孔子改造成只知维护天理、极力遏止人欲的“僵化”形象。朱熹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孔子之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春秋时期的孔子思想丰富多彩，何尝“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呢？孔子曾经提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提倡“君子不器”，意即人们应该具有多方面的才能，鼓励人们搞些下棋、射箭有益身心的活动，甚至还赞赏这样的生活态度:暮春三月，穿着春装，集合几位友人去郊外休闲，在河中游游泳，在高台上吹吹风，然后一路吟唱着诗歌归来。
然而理学家舍此不论，一定要把孔子“僵化”成一个干巴巴只会以天理灭人欲的政治说教者。清代大学者戴震对于理学家的观点严加抨击:“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应该说，孔子这种被“僵化”的形象对于后世起到了非常不好的影响。近代以来，孔子思想受到攻击，孔子形象受到“丑化”，皆与此不无关系。
第六种形象是“维新化”。晚清康有为搞“戊戌变法”，他需要发掘古代思想资源作为变法的理论支撑。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一书中把孔子塑造为维新运动的祖师，认为“六经”是孔子为了“托古改制”，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假托古人尧、舜的言论而亲自写成的作品。那么，孔子为什么要“托古改制”呢？康有为认为孔子以“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意思是说:孔子作为一个老百姓想要改革国家政治制度，简直耸人听闻，不如假托古代帝王尧、舜的名义来进行，既不使人吃惊，自己也可以避祸。这些言论无疑是康有为的“夫子自道”。康有为想要变法，挽救奄奄一息的清王朝，面对的是一大帮清王朝旧制度的维护者，他只能抬出一个经过改造后的“维新化”的孔子形象与之抗衡。
康有为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序》中说:“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体在各明名分，其用在与时进化……故曰孔子‘圣之时者’也。”按照康有为的解释，孔子之道的作用是“与时进化”，这无非是说孔子思想的本质是要不断改革，不断维新，否则怎么能跟随时代一起“进化”呢？康有为在这里再次强化了孔子与时俱进的色彩，塑造了一个“维新化”的孔子形象。
第七种形象是“丑化”。晚清以来，孔子的形象江河日下，或被严重扭曲，或被无情抨击。太平天国洪秀全率领农民起义，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阶层，对于所谓“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的孔子本人及其思想自然全无好感，他说:“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太平天日》一书编造了新的神话:天父上帝审判孔子，命天使捆绑及鞭挞他。孔子跪在天兄基督前哀求不已，上帝始命停止鞭打，永不准他下凡。太平军所到之处，焚烧孔庙，捣毁孔子像。宣布《四书》、《五经》为“妖书”，“凡一切妖书，如有胆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太平军抵制孔子及其思想，或许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对鬼神持怀疑态度。洪秀全创立上帝教，对于不信鬼神的孔子自然要打倒丑化。这是因政见及信仰不同而遭到丑化。
后来，袁世凯窃国、登上民国总统之位，定孔教为国教，提倡尊孔读经。章太炎写《订孔》一文，指出儒学是“中国的祸本”，孔子“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我们今日要想实行革命，提倡民权，孔教是断不可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号召青年:“以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塞绝与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
被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认为孔子的忠、孝观点是维护宗法专制制度，“儒家之主张，徒令宗法社会牵制军国社会，使不克完全发达，其流毒不减于洪水猛兽矣”。吴虞痛骂孔子为“盗丘”，说“盗跖之为害在一时，盗丘之遗祸及万世”。这些批判在当时看来不无道理，但情绪化、夸张化的言论色彩，不免使孔子形象受到严重“丑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