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的祖父孔伯华诞辰120周年，我虽然没有见过他老人家，但父辈及众师伯常常提起，尤其是曾经找祖父诊\过病的患者，当谈到祖父的医术及品德时，无不称赞。时间久了，自然也就对祖父的事迹了然于心，更因能有这样一位祖父而自豪。
祖父孔伯华公，谱讳繁棣，号伯华，以字行，别好不龟手庐主人。生于公元1884年6月5日（夏历四月二十三日），卒于1955年11月23日，享年七十一岁。精于文史，尤善歧黄，乃北京四大名医之一。解放后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中医学会顾问等职。
我家祖上原籍山东曲阜，后由上十代迁居汶上，再由前六代迁居济宁。据《孔子世家谱》载：孔伯华为孔子第七十四代孙，属于“大宗户”，六十二代衍圣公孔闻韶的第二子孔贞甯的后裔。至孔伯华曾祖父孔昭慈在任福建台澎兵备道兼提督学政，并于同治元年因平叛殉难于台湾时，他的儿子孔宪高由台湾回到山东济宁。孔宪高，孔伯华的祖父，光绪八年进士，诰授中宪大夫。孔宪高的儿子孔庆铣，我的曾祖父，河南补用知县，居北平，后迁居河北易县。宪高公精于文，亦精医理。祖父秉承家学，刻苦钻研，对有疾厄者，广为济益。时日既久，则精悟益深，阅历既多，术乃大进，声誉鹊起。延诊\求方者，户屦常满，久抱沉疴者，多有奇验。
祖父二十三岁时，母病弥年，衣不解带，躬亲汤药，孝行之笃，可谓贤乎哉。至于如何喜爱中医，祖父在他的自传中有详尽记载。
他在自传中写到：“伯华名繁棣，岁次丁酉生于山东济南。三岁随先祖官直隶新河，一年转新城及衡水、丰润、栾城、邯郸等县。先祖官县尹，兼善岐黄，家人有病，恒自医之。先母体弱多病，先祖立方，外县药物不备，尝随制药品为汤剂，得时习，心窃好之。“庚子岁，先祖以病终于保定，余年十六，随父奉祖母居于易州之南白杨村徐氏之宅。先严家居课子读书，余于立身处世颇增智识，每日得暇兼习医书，以心所好也。年十七移居易县城里，得从医者研讨《内经》及古人方书，虽无专师，颇有心得，遇家人急病，恒治之有效。余叔妹八岁患跌仆后，成阴疽于右腕渐及腋足，八年未得治，辗转床褥，又八年，先婶优之，医者言不可治。余谏言于先婶曰：妹病垂危，以余辨之治法未当，不按阴疽治，不能愈也，今已垂危，不治必不能延寿，曷认余治，尚可希望于万一。婶从余言，一年而愈，惜着手太迟，致手足指关节不能全，而针茧膏调皆能任之，年近六十始殁。从妹患肺痨，失治颇危。余曰：病已至脾，尚少能饮食，骨蒸喘咳，大肉已脱而未至餮泻，尚可为。药之数月始瘳“。
尔后，祖父随家迁徙至河北省易县南白杨村定居，甫至即以医名。得悉此间有中医前辈梁纯仁与蔡秋棠者，二公学识渊博，医术高明，在此一带享有盛名。祖父即虚心前往求教。二公对祖父之辨证察脉、造神人妙之颖悟才度，早有所闻，深为器重，故乐授其术，使祖父尽得其传。
祖父二十六岁始来北京，应聘任外城官医院医官之职。关于外城官医院，史料记载甚详：“清政府于光绪末年创建了两所医院，即内城官医院与外城官医院。外城官医院1908年（光绪34年）初建于和平门外梁家园胡同，后迁至香厂路现宣武中医院址，其前身是养浩庐中医院，乃著名医家杨浩如先生创建。它是我国首创的既有西医、又有中医的综合性医院。医院分中医、西医两部分，群众首次接受西医大夫用西药治病，所用药品为粉剂、片剂或水剂，都比较简便，很受欢迎。西医、西药的引入打破了我国用中草药煎煮治病的传统习惯，同时也传播了西方的医学文化知识，为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起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医院公开门诊\，平民百姓均可挂号看病，对公职人员给以优先，每月诊\治病人多达数千人次，甚至超过万人次”。筹建医院的目的是为了推行新政，讲究卫生，除为病人治病外，还负责防疫等卫生事宜。
关于民国初期的疫情，史料记载：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晋绥哄传流行鼠疫，据谓沿村阖户，递相传染，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当时医院派遣晋绥防疫队，由曹龚轩衔命前往，临行约官医院医官参加。公推杨浩如、陈企董、陈伯雅三人同往参加，祖父与张菊人等人留守。[注]三人去后，院中人简事繁，每天忙得不亦乐乎。次年夏秋之交，廊坊一带，虎疫（虎列拉）又起。祖父在其自传中曾这样描述：“当时警察厅派余与杨浩如、张菊人、陈伯雅四人参加防治工作。临时防疫医疗队设于廊坊之学校内，吾等抵后，亦附驻于此，奉命待诊\。[注]当时疫情猖撅，有病数日转筋而死者，有朝病而夕死者，几乎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本地有\'今夕聚着言欢，明朝人鬼异域\'之谣，真令人不寒而栗。但前来看病的患者却很少，盖弗能起信也。”耳闻目睹，囗焉忧之，遂与同仁共商对策，决定留陈伯雅以应邀出诊\，余与菊人、浩如深入庄村，沿户访问，边作防治，边作宣传，不顾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未数日，群众见治疗能起效果，确有挽救危亡之功，幡然改观，表示极端信任。每至一处，相率欢迎，竞相求治，因此，全活甚多。同时陈伯雅之应邀出诊\亦应接不暇矣。以其单独担此巨任，劳力劳心，两相至极，是以事毕不久，即行逝世，迄今每一念及，殊深怅惋也。曹巽轩诸子晋绥之行，亦奏卓绩，所以防疫事蒇，防疫会要求撰述疫病证治之法，亦即每人此次身临防疫阵线之工作总结。于是与诸人，分头编写了《传染病人种证治析疑》十卷引世。
以上这些记载，至少是记述了一部分史实，记述了民国初期的疫情情况。这部著作可以说是继伤寒与温病后一部较早的传染病防治医学专著，说明中医药在防治传染性疾病方面有着很好的疗效和经验，更说明中医对传染病的认识由来已久并不断有所发现和创新。
自是以后，祖父即辞去官医院医官，在京悬壶应诊\，投无不效，名噪京师。当时萧龙友、汪逢春、施今墨俱名重一时，人称四大名医，巨室冠盖叩其门者无虚日。祖父对邻里孤贫患者，倍切关心，不但免收诊\费，亦常慷慨解囊，助其药费疗养之赀。这种崇高的医德，远近称颂，遐迩闻名。
随着社会的前进和发展，西医逐渐传人中国，这本不是坏事，但一些虚无主义者，盲目媚外，胡说中医学术既不科学，理论又极荒谬，是巫术，因而引起中医界老前辈们愤慨不平。双方在报刊上展开激烈论战。1929年国民党政府任汪精卫为行政院长，于当年2月召开中央第一次卫生委员会议。当时最反对中医的余云岫等一伙，抛出了一项“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提案，其中胡说什么“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等等谰言。该项荒谬提案居然被通过，当政随即作出决议“取缔中医”。这立即激起了全国人民和中医药界的极大公愤。全国中医及中医药团体联合起来，表示坚决抗议，各界代表聚集上海，于3月17日召开临时大会，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组织“联合赴京请愿团”。我祖父当时为华北中医代表，被推选为临时主席，率领全团前往南京请愿，据理力争，激昂慷慨，要求政府取消这项决议。由于中医中药有其深厚而又广博的根源，在数千年中确有保障人民健康、昌盛民族蕃衍的伟大贡献，拥有全国亿万人民的真诚\信仰和全力支持，因而获得社会上公正舆论的极大支持。反动当局鉴于此种形势，被迫收回成命，并同意成立国医馆。至此，中医算是获得了些微的合法保障，从而挽救了危在旦夕的祖国医学。
经过此番激烈斗争，他深深感到，当务之急，必须培养中医人材，壮大中医队伍，提高中医疗效，确保人民健康。真能把病治好，才能获得广大人民的由衷信任，在紧要关头广大人民才能给予大力支持，中医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1930年，祖父与萧龙友先生合力创办了北平国医学院（院址在西单北白庙胡同），萧为董事长，祖父为院长。遴聘当时第一流国手，分别担任各门课程的教师。如瞿文楼担任儿科教师，姚季英担任诊\断和妇科教师，周吉人担任内经和难经教师（后由张斡卿担任难经教师），李卓如担任伤寒教师，宗馨吾担任金匮教师，孟庆三担任药物教师，张菊人担任内科和温病教师（后由王子衡担任温病教师），孔仲华（孔伯华胞弟）担任医古文和语文教师等。当时因办学经费拮据，祖父常从门诊\收入中挪补开支，真正体现了医者仁术的大家风范。对待学生，祖父则不辞辛苦，亲自与萧老带领学生轮流实习，有时还要管学生的吃住。祖父一生，既无恒产，又无积蓄，逢年遇节，必须靠向达仁堂、瑞蚨样、谦祥益等几家借贷，加以维持。因此祖父之仗义疏财、助人为乐的高尚品德，令人肃然起敬。
七七事变后，伪政权企图接管北平国医学院。他们假冒伪善，软硬兼施，威胁利诱有二年之久。最后，祖父与萧老毅然割爱，宁为玉碎，不作瓦全，遂于1943年毅然停办，表现出高尚的民族气节。
该学院办了十四年，共毕业十一班。第十二、十三班未至毕业，祖父很痛心地发给了学业肄业证书，叮嘱如肯自学，愿协助之，以完成学业。学院先后共毕业学员七百余人，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们在医药卫生工作岗位上为人民服务，多成为骨干人才。
祖父学生马龙伯、（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步玉如（中国中医研究院教授）二老生前在谈到祖父时曾说：老师平易近人，有求必应，对踵门求诊\者从来不加限制。晚年由于动作有所不便，精力有所不逮，始规定每天上、下午各诊\40人，对急重病人准许额外加号。应邀出诊\，事必躬亲，每遇疑难病者，归必提示生徒，进行讨论，允许提出不同看法和意见，畅所欲言，尽情辩论，最后作出总结，指归而教之。先生每手捻白须，含笑言道：“医司人命，生死攸关，必须若同而异者明之，似是而非者辨之，愈辩愈明，才能使病无遁形，药不虚发。”祖父题其诊\室曰：“不龟手庐[注]”。此祖父自谦，比喻自己只不过“不龟手”之特效小技而已。体现了祖父虚怀若谷的大家风范。
听父辈讲：祖父性澹泊，尤喜爱兰花。当时居住于西单北宏庙胡同，在前厅东廊下摆有兰花数十盆，有瓯兰、建兰、蕙兰以及素心兰等，有春天开者，亦有秋天开者。每当花开，满院清香，阖宝馥溢。每当分根施肥，必亲自检点，指使为之。置身其地，使人感到一种“积德流芳，兰芬桂馥”的象征。他不但精于医，而且工于书法，临证亲笔疏方，病因脉治之医案书于前，“君臣往使”[注]之药味列于后，字体清秀俊逸，笔势潇洒。不唯工于小楷，且大字亦有专攻。每字逾尺，遒劲有力，深厚古朴。承四伯父孔祥琦赠予，我有幸保存祖父墨迹扇面书蓝亭集序和梅花图，视为珍宝。
祖父生前好友甚多，周自齐、张菊人、朱启黔、王静斋等皆家中常客。虽喜结文社，然交往很广。武学方面与孙公禄堂（孙氏太极拳创始人）常有往来，大伯孔祥琛因此与武学交缘，而其余四子皆承父业。
“五卅”运\动之后，祖父热心爱国，为抵制日货，创制了一种“宝丹”药，功能芳香化浊，去秽避疫，止吐止痛，效力高于日本宝丹及一般避瘟散等。当时在前门外大栅栏达仁堂寄售，颇受欢迎，盛销一时。其药物组成如下：
苏合香，麝香，安息香，冰片，薄荷脑，豆灵砂，筚拨，辽细辛。
共为细末，装入小盒，鼻闻或口服。
为了预防感冒，还创制了一种“清灵甘露茶”，也是常年施送，该茶对于防治感冒、预防中暑，均有一定效果，其方药组成如下：
鲜苇根，通草，薄荷，佩兰，藿香，青茶（绿茶），竹叶卷心，双花，香薷，荷叶，九节菖蒲叶。
每服一袋，煎服或冲水当茶。
此外还有几种治妇科病的丸药和几种治外科病的药膏，也是常年施送。
在治学上祖父有着严谨的科学态度，师伯马龙伯在著述中写到：先师尝言：“医之为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得其奥。”又常说：“‘治病必求其本’，乃坚不可移易者也。人之有本，犹如树木之有根，水流之有源，一旦罹病，求其本而治之，枝流末疾，将不治而自治矣。人之一身，其本有二，先天之本在于肾，后天之本在于脾，先天之本以生之，后天之本以养之。故肾为生气之原，脾为运\化之主。先天之本，禀受系之，后天之本，肌体形之，故肾又为五脏之本，由此可知，肾为本中之本[注]也。肾中有阴有阳，阴阳亦即水火，肾阴日真阴，真阴即真精；肾阳日真阳，真阳即真气。二者完实，则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二者损伤，则阴阳离决，精神乃绝[注]。”
先师还说：“上古之人，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肾中阴阳皆无所伤，其人民故日朴。后世以降，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逆于生乐，欲竭其精，耗散其真，自战其生，不能尽终其天年。此非时世有异，乃人为自将失之。古今之人，素质不同，故古方今病不相能也。疗病必须自为家法，古方照脱，十不效一，职是故耳。”这体现了先师不是主张不用古方，而是主张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古方，这是先师一贯的师古而不泥古的治学态度和医疗作风。
在学术方面，由祖父在晚年著述的《时斋医话》中可领略其要旨，他在著述中写到：“-------阴常不足，则阳常有余，此自然之理也。更加之意淫于外，五志之动皆为火[注]。所以金代著名医学家刘河间[注]有鉴于这种‘世态居民有变’的现实，根据其创新独到之寒能胜热、辛凉解表等医疗经验，而倡‘六气都从火化’之卓论，并将《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中火与热，加以精辟阐发，其用心亦良苦矣。说者，多以为刘氏之立论，是为了矫正当时医者惯用辛燥温补而产生流弊的医疗作风，余则谓未必尽然。主要在于此公是洞烛病机，为了解除民众疾苦，有不得已不如此者。观其自述之‘非余自炫，此一时，彼一时’一语，则显然明矣。元代著名医学家朱丹溪[注]，受业于河间再传弟子罗知梯，得其真传，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高论，发明‘相火’[注]之根源。夫‘阳常有余’者火也，‘阴常不足’者热也，只不过有其虚与实耳。丹溪主张保存阴液，谆戒‘勿妄动相火’，殆恐阴气先伤，阳气独发也。其治辄效，足证恰中病情。至于明代张景岳氏，脱离现实，崇尚清谈，立《真阴论》、《大宝论》等篇，以反驳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其说虽辩，但无视丹溪治效之现实，而自逞胸臆，未免失之于无谓也。”这些从实际观察有感而发的见解，结合其一贯认为古今之人素质不同，不能照搬古方以治今病的主张，以及饮佩河间、推崇丹溪的这些卓见，可以看出祖父之反对脱离实际的“虚学”、注重躬亲践行的“实学”的学术思想和治学观点。
在温病与伤寒区别方面，他认为：伤寒学派善用古方，也称为经方派；温病学派喜用凉药，故称为时方派。尊经方者，说“温病之病。本隶于伤寒论中，治温病之方，并不在伤寒论外。”（见陆九芝《世补斋》）信时方者称“治伤寒家，徒守发表攻里之成方，不计辛热苦寒之贻害，遂使温热之旨，蒙昧不明。”（见《温热经纬》陈伯平外感温热篇）所谓伤寒学派和温热学派，也就是在治疗用药上，有辛温和辛凉之别。然中医治病的特点，首先在于辨证，其次才是用药。辨为伤寒，自当用辛温；辨为温病，自用辛凉解肌。辨证不明，用药必误。可见徐大椿“用药如用兵论”文之精辟深邃了。
温病学说，离不开伤寒论的理论指导。而伤寒论一书，对温、湿等也略有描述，因此，温病也包括在伤寒范围。如〈难经-五十八难〉说：“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细译其意，所说的中风即一般伤寒之类。所说的伤寒，即一般感冒和流行性感冒。所说的湿温，相当于现代医学的伤寒。所说的热病，即暑温，相当于流行性乙型脑炎。所说的温病，包括了各种热性病和传染病。明-王安道曾说：“夫伤寒温暑，其类虽殊，其所受原则不殊也。因此，以所称而混其治，贻害后人。是伤寒温病虽统名为伤寒，而其病理性质大有区别。
他还写到：“仲景[注]之立法垂教，乃法外有方，方外有法，金元四大家虽各成一派，乃羽翼仲景也。后世叶天士[注]卫、气、营、血辨证，深究其理，乃说明温病之轻重浅\深所表现的阶段有别，并非病邪之真人卫、人气、人营、人血之意。吴鞠通[注]氏之三焦辨证，亦是说明温病之轻重浅\深，而并非病邪果真据于上焦、中焦、下焦之意，亦皆羽翼仲景也。此等外慎勿构执。要知芩连知柏尽可回生，参术硝黄并能起死，唯在用之当与不当耳。”祖父荟萃诸家之说，出之以精确观点，非积学有得者，不能为之。
祖父一生治并病，活人无算，治验颇多。其运\机敏、奏效捷，使人目瞠心骇，在伯父孔祥琦著述《孔伯华医案拾遗》中有详述病案记载。
在用药上，祖父喜用石膏及极善用石膏，多为医林景仰诚\服。谁知经验系从《本经》中得来。据祖父弟子刘孝威回忆，祖父在讲《本经》时，曾一再指出石膏之性能是微寒无毒；所谓“石膏性大寒”之说，主要倡于唐宋之后，沿袭成风，欲明药性必须依据《本经》。并阐明其研究《本经》所分析之石膏应用方法曰：
“以我（自称）的经验来说，石膏是质重气轻，味辛微寒。辛能解肌热，寒能胜胃火，辛能走外，寒能沉内，具有两擅内外之功能。既能清肺胃之火，又能解三焦之热；既能解肌发汗，又能清热止汗，并且又有缓脾益气之功，上行至头之力。况它毫无药之不良气味，煎汤直如清水，服之无难。其他所有清凉解热泻火诸药，恐无及之者。总之石膏之清热泻火，止渴除烦，用于高热汗出、烦渴、神昏谵语等证，乃尽人之所皆知，此不过是侧重于伤寒、温病等外感性疾病而言。欲尽其能，还必须依据《本经》；欲尽其用，还必须参照《伤寒论》与温病学说。《本经》关于石膏的记载：‘石膏味辛，微寒，主中风寒热，心下道气，惊喘，口干舌焦，不能息，腹中坚痛，除邪鬼，产乳，金疮。’虽仅此35字，但意义深远，明乎此，则其性能功效庶乎尽焉。然则为何具体远尽其用，还必须参照仲景《伤寒论》和后世的温病学说。盖仲景之《伤寒论》虽论伤寒，而百病皆在其中，所以读《伤寒论》应悟仲景法外之法，即此之谓也。后世的温病学说中很多办法，确乎具有卓效，实堪羽翼仲景。同样具有虽论温病，而百病皆在其中的崇高价值，所以必须明乎此，其运\用才能左右逢源。仲景深得《本经》之奥，药味运\用，悉出《本经》，后人遵用有验。温病学说药味之运\用，多从仲景法中所悟出，符合《本经》之旨，后人遵用亦有验，此即不容移易之真理，故乐沿此道而行之。多年来关于石膏应用之一得，亦由此道所从来。 ” 有关石膏应用心得，长辈孔嗣伯、孔少华有专门论著。
一、在外感方面（包括伤寒与温病）：根据石膏之性味，辛而微寒，辛能走外解肌热，寒能沉内胜胃火，而用于高烧烦渴，唇干舌燥，汗出脉洪，神昏谵语，发疹发癍；亦用于恶寒发热，无汗烦躁而喘。在伤寒要审清太阳、阳明；[注]在温病要辨明卫、气、营、血。
二、在杂病方面（包括内、外、妇、儿）：依《本经》经文，根据\'心下逆气、惊喘\'而用于气逆喘息，突发急惊。根据\'口干舌焦\'而用于肺胃火盛。根据\'不能息\'而用于憋闷短气。根据\'腹中坚痛\'而用于诸腹痛之属于内热盛、大便实，但未至必须攻下程度者。根据\'除邪鬼\'而用于因热盛导致的癫狂，妄言妄动，精神失常，有如鬼神之所附者。根据\'产乳\'而用于产后热实，乳汁不通、乳痛、乳结以及有热可征的经水失调。根据\'金疮\'而用于金疮出血不止，或溃烂久不愈合。凡有上述诸证候，不问何病，石膏悉能治之。”
以上是祖父根据《本经》经文所作的高度概括，再从而引申之，则所用当更广矣。祖父之因证议药，相体制方，消息病情，通权达变，其察理精而运\机敏，中肯綮而奏效捷，多有令人不可思议者，足见功夫之不负人也。
祖父于1952年在西郊玉泉山受到毛主席接见之后，曾上书陈情，云：“医之作也，求百病之本，执技精良，方能拯济疾苦，故宜首重其培养人才。中西医体系两异，其理法说教虽有不同，皆以治人之疾病为目的，其用心并无二致。取长补短，合一炉而治之，必将有所创新，能提高而跃进。”又有“今欣逢毛主席洞察其旨，使祖国医学这一备受摧残、苟延残喘之数千年中华民族最丰富的文化遗产，得到发扬，幸何如之！愿尽绵薄，努力发掘，以期臻于至善，使对全人类之健康，庇渥是依”。由此可见祖父对中医人才教育的重视。
祖父生前曾多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从无私请，总理重之。先生对中央首长的医疗保健工作，备至关怀，多所建树，尝受到周总理当面表扬：“孔老不高谈空理，务求实干。”1952年总理接见祖父时拍下的珍贵照片，已在总理之纪念展览中展出。
祖父以诊\务过忙，济人事殷，著述无暇，不能将一生积累之经验心得，加以系统总结，笔之于书，以公于世，献给人民，常引以为憾。故晚年常夜阑执笔，撰论达旦。所有遗稿如《脏象发微》、《时斋医话》、《中风》、《痢疾》等，率皆此时所留，但均未脱稿，现在都已整理成篇，出版发行。
祖父古稀之年，昼既忙于诊\务，夜又勤于著述，劳力劳心，不逞寝息，积渐日久，时呈倦容。见者恐其健康状况日下，精力难以维持，群聚而进劝之，请以身体为重。祖父笑曰：“疗疾济世，治病如同救人，医生之为人民服务，行业非同一般，应急病人之所急，时刻为病人着想，存心解除病人之痛苦，挽救病人之危急，责无旁贷。一分能动，就得应诊\，君不见抱病苦而人待我诊\治，岂能为一己之私，置病人于不顾。身虽安闲，心将何忍。”
祖父身体已衰，但仍每日坚持为前来就诊\患者诊\治。1955年3月10日在出诊\途中，突然出现腹痛寒战，但仍一心以病人为重，强忍坚持将数家诊\毕，已额出凉汗，手足厥冷，方回寓所休息治疗。孰料从此病倒在床，时轻时重。其间，敬爱的周总理特派人送来野山人参，祖父异常感动，常夜谰执笔，著述达旦。犹自以病人为念，常曰：“病愈即速应诊\。”至11月23日，体气大虚，自知不起，唯仍以行医50年，稍尽其利济之心，而人民大众，国家领导，给予了极大荣誉，只以累于诊\务，未能达到完成总结毕生经验心得，为人民略尽微力之夙愿，耿耿于怀。所以临终遗嘱：“儿孙弟子，凡从我学业者，以后要各尽全力，为人民很好服务，以承我未竟之志。”溘然与世长辞。
祖父逝世以后，党中央、毛主席深切关怀，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亲自担任了了治丧委员会主任并亲临寓所吊唁，对家属慰勉备至，特别关怀先生后代的培养和教育问题。中央卫生部更予以人力财力的大力相助，中医司的领导郭子化、吕炳奎等同志，一连数日，亲临先生住所，主持襄理丧葬事宜。
祖父生前好友、八旬高龄的萧龙友先生，惊闻噩耗，深为哀恸，并挥泪亲题哀挽：“抱病哭君魂欲断，承家有子业当兴”，以悼亡灵。
1982年，在有关部门的直接关怀下，北京中医学会和北京《中医杂志》在北京中医医院召开孔伯华先生的经验介绍座谈会，并成立了孔伯华学术经验整理小组。出席座谈会的有北京中医学会秘书长、北京《中医杂志》副主编、中医研究所副主任陈彤云，中医学会副秘书长、北京市卫生局中医处副处长王鸣凤，以及各科研究组负责人方和谦、张作舟、李惠志，北京《中医杂志》副主编、北京中医医院副院长危北海，伯父孔嗣伯、孔祥琦，父亲孔少华以及众师伯步玉如、屠金城、裴学义、宋柞民、刘延龄、袁树华、刘义芳、姚五达、刘春圃、杨大奇、马尤伯等人。会议由危北海院长主持。会上马尤伯、刘义芳、步玉如、孔祥珊、孔祥琦、屠金城等，各将所学到的祖父经验心得，作了如实的介绍。王鸣凤、危北海同志均在会上讲了话，对祖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指示由市卫生局、北京中医学会大力支持，成立专题小组整理祖父经验，公之于世，造福人民。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及学术团体贯彻中医政策，重视老中医经验的第一次会议。这对于继承、发扬祖国医学宝贵遗产，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1885年，为缅怀祖父对中医学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全国政协、市政府、卫生部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纪念祖父诞辰100周年活动，参加会议的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汉生、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北京市副市长白介夫、卫生部副部长胡熙明等领导同志及知名人士卓 琳、于若木、朱仲丽、林 恒、吕炳奎、关幼伯、陈大启、李惠治及亲属等200余人。
1993年，在国家有关政策鼓舞支持下，在原卫生部长崔月犁及医界同仁的大力支持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民政部批准成立以祖父名号命名的中国孔伯华学术研究会，后因经费拮据及挂靠单位未能解决，邃被迫停业撤销，实为憾事！所幸上述会议的全部录音及活动史料，保存在我手中。这无疑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医学资料，同时也是对祖父的学术成就及医德医风的最好纪念与缅怀。
祖父一生为了振兴祖国医学事业，为了人民健康，鞠躬尽瘁。他的崇高精神和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