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原载于光明日报2021年07月12日

哲人追“思”

石峻（1916—1999）是著名的中国哲学史专家、佛学家、教育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老一辈学者中间，石峻堪称杰出的一位。他是学院派佛学的探索者，是中国哲学史事业的推动者，是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耗尽毕生精力，建立起一座高高的学术丰碑。

1916年10月25日，石峻出生在湖南省零陵地区（今属湖南省永州市）一户贫苦农民家中。曾用名易元、凤岗、柏宓。父亲初通文字，同情革命，曾同朋友到广东、香港等地游历，买回许多宣传革命思想的书籍。这些书对石峻的成长影响很大。父亲为人正直，疾恶如仇，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秋收起义，可惜队伍被敌人打散了，从此便失去同组织的联系，只好回乡继续务农。

石峻自幼聪慧，刻苦好学，考入长沙广义中学（今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这是一所由辛亥革命烈士禹之谟创办的学校，富有革命传统，石峻深受熏陶，渐渐向往革命。中学时代，石峻学习成绩优异，尤其是理科，成绩更佳，但他还是选择了自己更感兴趣的文科。当时中学并不开设哲学课程，仅有“逻辑学”和“国学概论”。这两门课程竟使石峻对哲学乃至中国哲学史产生浓厚兴趣。他在课余自学了梁启超所著《清代学术概论》、胡适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冯友兰所著《中国哲学史》（上册），立下专治中国哲学史的职志。高中毕业后，许多人劝他报考理科，理由是理科就职容易，文科就职困难。他不为所动，还是在第一志愿填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

那一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录取的学生共16名，可是1938年领到毕业证的只有三位，大部分同学都已经转专业了。三人当中，有一位因病在美国去世，留在中国内地的仅有石峻、任继愈两位。二人同年，又做过同学、舍友、同事，同治中国哲学史，终身结为好友。

在北大期间，石峻涉猎中外哲学史上各家各派的学术思想，打下深厚的理论功底。在课外，他喜欢找一些中文或外文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书籍来读，找一些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书籍来读。这些书帮助他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正确的世界观。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回观中外各种哲学学说，他有了新的体验，进入了新的研究境界。石峻对我们这些学生曾提及，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得偷偷地买、偷偷地读。新买回这类书籍，必须包上书皮，在书皮封面上写上《红楼梦》之类的假书名，借以掩人耳目。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养成了包书皮的习惯：凡是买回的新书，他总用牛皮纸包上书皮，然后才放上书架。石峻从就读北大开始，渐渐养成好买书、好读书的习惯。每月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都用来买书。积攒下来，家中藏书竟有几万册之多。各个房间都堆满了书，就连阳台上也被书占满了。楼下邻居几次找上门来，担心阳台承重强度不够，会被书籍压垮，劝他少放一些。他买书绝不是为了摆设，每一本都会认真阅读。凡是他读过的书，通常会留下痕迹。任继愈回忆说：“石公嗜书如命。每次买回新书，必先亲手用牛皮纸包书皮，其技术整齐方正，无人能及。我们老朋友去他的书房，请他把包着书皮的书取出，他能信手取下，百试不爽。我们都说他有‘特异功能’。听说他临终前，已不能说话，手写两个字留给家人，这两个字是‘保书’。”

石峻热爱哲学，一心向学，有“不得玄珠誓不还”的气质，但从未忘怀国事。他喜欢读书，但绝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的遗训时刻敲打着他的心扉。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东北之后，又向华北进犯。北平告急！中华民族告急！当时正读大学二年级的石峻忧心如焚，深深感到：华北之大，再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必须行动起来，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是年12月9日，他和同学们手挽着臂膀，冒着凛冽的寒风，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呼吁全民抗战。

1938年，石峻在北大哲学系毕业。他被当时的系主任汤用彤看中，留在哲学系工作。北大南迁以后，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共同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石峻继续在西南联大哲学系执教。他担任过汤用彤的助手、研究助教、专任讲师等职务。从1940年开始，他独立授课，讲过“哲学概论”“伦理学”等课程。“哲学概论”是一门全校性的大课，听课同学常达百余人，来自不同专业，程度参差不齐，难度相当大。三位教师同时开这门课，听课同学可以自由挑选。另两位教师都是留学回国的资深教授，只有石峻是初登讲台的青年人。他以渊博的学识和出色教学艺术，赢得同学的信任，一度在三个课堂里选课人数最多。由于教学效果好，他很快成为全校颇有名气的教师。

1948年，已届而立之年的石峻离开北大，受聘为武汉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图书馆主任。那时大学的领导，只有校长、教务长、图书馆主任三位。在武汉大学，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组织护校队，保护校产，顺利地把武汉大学交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部队手里。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只保留一个哲学系，即北大哲学系。其他院校的哲学系一律合并到北大哲学系。在这种情况下，石峻又回到了母校。那时北大哲学系的教师上百人之多，学生每年招一个班，40人左右。教师的数量比学生还多。哲学系的教师虽多，可是能上讲台的人却很少。中国哲学史课程由四位教师共同负责。先秦部分由冯友兰讲，魏晋隋唐部分由任继愈讲，宋元明清部分由张岱年讲，近代部分由石峻讲。

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创办哲学系，规模很大，每年招四个班，200余人，远远超过北大哲学系。石峻服从组织安排，由北大调往人大，参与哲学系筹建工作。本来，他在北大已是入党积极分子了，即将加入中国共产党。没想到，竟因这次工作调动，影响了入党进程。原因是人大党委对他提出特殊要求。校长吴玉章代表党组织跟他谈话说：“你留在党外，比留在党内起的作用更大，可以团结更多的党外知识分子。”他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直到1985年，贺麟、张岱年等老一辈知识分子都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才再次提出入党申请。党支部书记杨宪邦主持召开中国哲学史支部党员大会，郑重宣布接纳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顺利经过考察期，数十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在人大，石峻是哲学史教研室的首任主任。西方哲学史教研室分离出去以后，继续担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他曾任人大校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第一、二、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副会长、《中国哲学史研究》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学会创会会长、中国宗教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伦理学会理事等职。老校长吴玉章对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非常重视，曾亲自到社会主义学院讲授这门课程。石峻协助吴玉章校长做了许多具体工作。石峻还以吴玉章校长的名义请侯外庐同志到人大哲学系讲授中国哲学史专题。石峻在人大哲学系执教40余年，先后讲过“中国哲学史”“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哲学史原著选读”“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印度哲学史”等近10门课程。大家公认他是中国哲学史界“讲课最多的教授”。早在1963年，他已晋升为教授。时值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他与同时升职的60位教授联合上书国务院，要求保留原工资水平，暂时不拿教授工资。这一“暂停”就停了30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恢复教授工资水平。

综观石峻的一生，除了“文革”期间被下放五七干校外，基本都在大学中度过。他终身治中国哲学史，虽饱经磨难，未改初衷。

在中国学术界，研究佛教的学者大致有两种。一种人是佛教的信仰者，以太虚等人为代表。他们大都是出家人，也有未出家的居士。他们对佛教坚信不疑，宣讲佛经，弘道扬法，或根据时代的要求对佛经作出新的解释。另一种不是信徒，多为大学教授，以汤用彤等人为代表。他们只从理性的角度理解佛教，研究与佛教有关的学理。我们姑且称之为学院派佛学。石峻虽不是学院派佛学的开拓者，却是名副其实的探索者。他在这一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探讨佛教何时传入中国的问题。按照佛教信仰者的说法，佛教在公元一世纪，也就是东汉初年传入中国。东汉明帝在永平年间做了一个梦，梦见金甲力士送来佛教经典。朝廷遂派出官员乘白马到西域求取《四十二章经》。这就是佛教传入中国的起点。据说在洛阳修建白马寺，就是为了纪念取经的白马。石峻作为学者，当然不会信服这类传言。他认为，不能为佛教传入中国设定一个具体的起点，佛教传入中国很可能是中外文化长期交流的结果。随着外国经商队伍的出现，佛教也慢慢传入中国。最初只有外国信众，后来中国信众逐渐多了起来。佛教传入中国绝非偶然现象。佛教之所以会传入中国，还得从自身找原因。东汉末年，经学衰微，已不能起到控制人心的作用。这时，有着一套完整伦理体系的佛教进入，渐渐吸引了统治者和大众的目光，渐渐扩大影响甚至取得“以佛治心”的荣耀。佛教遂能与儒道二教抗衡，取得三教并称的地位。

二是探讨佛教同固有文化的关系问题。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汉语原来只讲究平仄二声，受佛教影响才变成抑扬顿挫四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底座叫作“须弥座”，也是来自佛教。在汉语中，大量的外来语如真理、知识、世界、大无畏等，皆出自佛经。至于许多哲学术语，如唯心、唯物、本质、现象等，更是同佛教有关。

石峻强调，研究佛教本身不是目的，其重要性在于更充分地理解中国文化，更恰当地发展中国文化。他批评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倾向是只重视研究中国哲学，而忽视对佛教的研究。这样研究中国哲学，肯定不可能到位。其实，佛教早已成为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如果忽视这一点，哪里还谈得上“研究”？另一种倾向是只研究佛教，抛开佛教同中国哲学之间的联系。这样的人只能描述“佛教在中国”，根本无法了解“中国的佛学”。基于这种认识，他主张把二者结合起来，重点考察佛教的中国化进程。石峻认为，中国佛教并不是照搬印度佛教，而是在同中国文化的互动中展开的。他把中国佛教的发展历程，概括为五个阶段。第一个时期是汉代的佛教。这时佛教刚刚传入中国，人们把佛教视为一种道术，同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什么不同。统治者接受佛教，是为了延年益寿，多子多孙，或长治久安。第二个时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这时佛教受玄学影响很大。“玄学研究体用、有无、本末这样一些比较抽象的理论，它广泛地影响了当时佛教的发展。所以这个时期的佛教可以说是佛玄时期”。第三个时期是隋唐时期的佛教。这时佛教主要是为了适应中国大一统的需要，特点是系统性、宗派性。“佛教各派高僧和佛教学者都希望抬高自己一派的理论，同时也将其他不同的佛教学说能概括进来，从而建立一个庞大的宗教学术体系或宗教思想体系”。第四个时期是宋元明清的佛教。这时佛教已经由盛转衰，“佛教的一些信仰者主要是证明其理论与正统的儒家思想不违背，提倡儒、释、道三教融为一体，公然在表面上以儒家思想为主，也掺杂了佛教的思想内容”。显然，佛教的中国化特点更加明显了。第五个阶段是近代的佛教。这时佛教普遍受到西方外来思想的冲击，佛教的部分理论甚至成为沟通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外来思想的中间环节。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他们不仅用佛学结合了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哲学，同时也把佛学思想明显地和他们的政治运动（无论是改良运动，还是革命运动）结合在一起，这样也就形成了我国佛学新的历史时期”。

紧紧抓住佛教中国化的特点，由石峻领衔，联合楼宇烈、方立天、许抗生、乐寿明等人，编辑了皇皇四卷本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一卷涵盖汉魏两晋南北朝部分。第二卷涵盖隋唐五代部分，由4册组成。第三卷涵盖宋（辽金）元明部分，由4册组成。第四卷是佛教经论译本选，由楼宇烈单独完成。全套书共计10册，约4130千字。1981年中华书局初次出版，2014年再版。全书收录牟子等一百二十多位高僧或学者的名篇佳作，对中国佛教研究者的帮助极大，堪称必读之书。

三是以僧肇为重点个案。石峻关于中国佛学的个案研究，涉及慧远、支孝龙、慧达、僧肇、禅宗、华严宗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关于僧肇的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石峻刚刚大学毕业不久就选定僧肇为研究对象。1938年，他撰写了《僧肇学述》一文，可惜没有保留下来。汤用彤回忆说，石峻“素好肇公之学”。1944年，他在《图书季刊》上发表《慧达〈肇论疏〉述所见》一文，探讨了《肇论》涉及的诸多理论问题。1993年，北京大学召开会议，纪念汤用彤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石峻特地提交了一篇长文。可见，他几十年都没有放弃关于僧肇的研究。《肇论》的开篇是《宗本义》一文，学者均无异议；唯独石峻表示质疑。他研究发现，在南朝，最早记述《肇论》的学者是宋代的陆澄。可是，在他所撰《法论·目录》中，并未著录此篇。日本《续藏》二编乙二十三帖载陈慧达所作《肇论疏》三卷也没有此篇。石峻由此得出结论：此篇“或为后人篡入，非僧肇所作也”。

石峻提出的第二点质疑是《肇论》中的《涅槃无名》篇。从有关文献看，《涅槃无名》篇的名称首见于僧佑《出三藏记集》卷十二，在陆澄的《法论·目录》中也有记载，梁慧皎所著《释僧肇本传》引证了此篇。尽管如此，石峻还是觉得此篇的体裁、文笔、思想同《肇论》中《物不迁论》《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等三篇不一样。三篇都是围绕着“空宗”讲的，此篇却是围绕着“有宗”讲的，可见此篇亦非僧肇所作。

石峻认为，《肇论》的中心思想在于用空宗理论化解各派的争论，在于超越玄学的影响总结佛教理论。《肇论》的出版标志着佛教依附玄学的时代已成过去，中国佛学已经找到独立发展的道路。《肇论》已摆脱“名相”的束缚，石峻用中国语言、中国风格表达艰涩的空宗理论，为实现佛学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