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刊载于《光明日报》2024年01月13日11版

在孔尚任相关作品之中，《大学讲义》是经常被人们忽视的一篇文献。究其原因，盖有两点：首先，此文仅四百余字，内嵌于作者所撰《出山异数记》，并未独立成目，研究者较少留意；其次，如周洪才所说：“尚任以文学名家，世人但知《桃花扇》、《湖海集》，殊不知其经学亦自渊源深厚，涉笔成文。”鉴于此，周先生在《孔子故里著述考》书中特为《大学讲义》正名，归入“经部·学庸类”，以此“为地方艺文存一掌故，为尚任著述增一门类”。若进一步思考，《大学讲义》本是康熙二十三年孔尚任为阙里御前进讲所作讲稿，则其文本如何撰拟底定，文字内容与御纂经解有何呼应，其中传达出怎样的思想意蕴，无疑是值得深究的重要话题。

  首先，《大学讲义》之起草、修改和定稿，包含了康熙及大学士王熙等人的深度参与。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中旬，康熙南巡回銮，按照既定行程将赴曲阜祭孔。十六日至费县，传谕内阁等部署阙里讲学事宜，意在“穷究心传，符合大典”。内阁各部院会议：“皇上祀礼告成讲书，令讲四书、《易经》内二章，将讲书之人员交与衍圣公，于五氏内（按：孔、颜、曾、孟、仲）不论有无品级，选择学深讲书明白者二人；应讲书节，令翰林院拟定具题请旨。”同时提议，仿康熙八年临雍之例，增加讲书后宣勅环节。议上，奉旨：“勅谕着王熙宣读，应讲书节着翰林院、衍圣公会同选出讲书人员拟定具题。”（孔毓圻等《幸鲁盛典》卷四）

  接旨之后，翰林院掌院学士常书、侍读学士朱玛泰先至曲阜，安排讲书细节。一是明确了进讲内容，分别为《大学》首节（“大学之道”至“在止于至善”）和《易经·系辞》首节（“天地尊卑”至“变化见矣”）；二是会同孔子第六十七代孙、衍圣公孔毓圻，选定监生孔尚任撰写两节讲章。敲定这两项内容，显然经过了悉心考虑，不妨先叙第二项。

  孔尚任曾云“自少留意礼乐兵农诸学，亦稍稍见之施行矣”；（李塨：《大学辨业·题辞》）后世亦称其“博学有文名，通音律，谙祖庭典故”。（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七十七）康熙二十一年，孔尚任受衍圣公孔毓圻敦请，助其治夫人张氏之丧；次年又延至祖庭，修孔氏谱，编阙里志，教授礼乐，督造祭器。二十三年秋诸事完竣，接闻康熙“有事阙里”，尚任复被留下，以襄祭典。加之尚任系六十四代圣裔、衍圣公近支，这些综合因素使其成为此次阙里讲书的合适人选。

  十六日深夜，在常书、朱玛泰两学士和山东巡抚张鹏、衍圣公孔毓圻见证下，孔尚任“不移晷而《大学讲义》成”。限于史料，我们无法一睹这份讲义的原始面貌，但它至少获得了在场诸公的首肯。随后，常书续促尚任写就《易经·系辞》首节讲义。朱玛泰读后亦感满意，赞“名下固无虚士”，便缮写封缄，与常书赶赴行宫复命。（《出山异数记》）

  不过，在未经御览之前，这两份讲义只可勉称初稿，其最终样态尚需等待康熙裁定。十七日午后康熙至阙里，首要事项便是命改讲义。据《出山异数记》，尚任于当日傍晚应诏来至行宫，翰林院掌院学士孙在丰传旨云：“所撰讲义虽好，但有数字未妥，即令改易”。孙在丰逐一指示应改之处，“隐有搯痕，盖出睿鉴也，遂更拟数字，呈御览讫”。倘若孔尚任所述真切，则不难体味到康熙对其讲义褒誉有加。对照而言，起居注官记下的康熙口谕则直指讲义要害：“上览毕，顾常书等曰：‘所撰讲章文字尚未得其精微，其篇末排语平仄亦少不调，音韵无伦。大典关系綦重，不可不加详酌。’”（《康熙起居注》）易言之，从内容到形式，孔尚任所撰讲义均与康熙的期许还有不小差距。

  按照康熙谕示，由大学士王熙等人修订讲义，“随呈御览，上称善”。至此，两份讲义钦定告成，并将出现在次日阙里孔庙诗礼堂的讲案上，借助孔裔之口（另命举人孔尚鉝进讲《易经》），宣示现场儒生和文武官员。

  其次，《大学讲义》之文字、格式和主旨，与经筵日讲影响下的御解《大学》高度契合。

  经筵专指仲春、仲秋两次御前讲席的开讲典礼，日讲则指经筵以外的御前进讲。康熙清除鳌拜之后，始将经筵日讲固定下来。据学者统计，康熙朝日讲坚持了15年（康熙十年至二十五年），总计约900次；经筵则持续46年（康熙十年至五十六年），共计60次。（陈东：《康熙朝经筵次数及日期考》）

  自康熙十年二月十七日首举经筵，《大学》《尚书》等便成为康熙前期经筵日讲的主要内容，且严格遵循程朱等宋儒经解。经筵日讲过程中，君臣之间互有阐发，不但帮助康熙深入掌握了经典要义，也使其变被动学习为主动讲授，悄然扭转着自身角色。十六年初，四书讲毕，喇沙里、陈廷敬奉旨编定满汉文本《日讲四书解义》二十六卷，“所推演者，皆作圣之基、为治之本，词近而旨远，语约而道宏”。十九年至二十三年间，转入讲习《易经》。二十三年四月，刻成颁行《日讲易经解义》十八卷，“其体例与宋以来奏进讲义大致略同，而于观象之中，深明经世之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阙里讲学向称“缩小的经筵”，在此场合选定康熙相当熟稔的《大学》和《易经》两节内容，且关乎人君立身、王朝立治，自是符合大典之需。大学士王熙身为康熙朝首批满汉16位经筵讲官之一，先后10次直讲经筵，显然深谙此旨，是以经其修改后的讲义被康熙认可称善。王熙修订参照的范本，正是两部御纂《解义》。

  我们谨将改定本《大学讲义》与《日讲四书解义》相关部分加以对照，立能发现两者主旨、行文均高度吻合。如对《大学》首章首节之定位：“此一章书，是言修己治人内圣外王之要道，乃《大学》一书之纲领；此一节，又圣经一篇之纲领也。”两书文字几乎尽同。又如“在明明德”，《解义》释曰：“德者，天所赋于人心，至虚而无所累，至灵而无所蔽，能包函众理而酬应万事，故谓之明德。德本明，而气禀拘于有生之初，私欲蔽于有生之后，则明者有时而昏矣，然其本体之明自在也。故必因其一端之发露而致力以明之，使复其本然至虚至灵之全体，方为有本之学也。所以大人之学在明明德。”《讲义》则写道：“德者，命于天而赋于人，至虚至灵，具众理而应万事，本明者也。但为气禀物欲所拘蔽，则明者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未尝或息，必因其善端之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此《大学》之所以立体也。”两者主旨一以贯之，只不过后者文字更为精练，盖因阙里讲书无法像在内廷那样从容展开。余下依次阐发“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两书对观也并无二致。经过大学士王熙等人修改后的篇末赞颂之语，如“睿谟炳照，圣学缉熙，精一远溯唐虞，性道亲承沫泗”，类似语式措辞早已见于寻常经筵日讲之中。它们与经义阐释一道，构成了完整的御前进讲文本，足襄祀孔盛典。

  （作者：孔勇，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