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刊载于《九江日报》长江周刊

作为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九江地处九省通衢，交通便捷、风光秀美、文化底蕴深厚。无数文人墨客曾在此留下数以万计流芳千古的诗词文章，这令每个九江人都倍感骄傲和自豪。与九江有关的名人，陶渊明、周敦颐、朱熹、李白、白居易、苏轼、黄庭坚、江万里、陈三立、陈寅恪等大家都耳熟能详。但宋代孔子后裔与九江的渊源却几乎无人提及，这是九江的遗憾。

近期拜读了九江宗亲孔祥川和孔令炉编写的《九江孔氏家史》后，立刻产生了强烈的冲动，想将我们九江孔氏优秀的祖辈介绍给大家，让更多的九江人、更多的孔氏宗亲了解他们、记住他们。 

九江宋代以前是没有孔子后裔的。唐末孔子第四十代孙进士孔绩自长安赴吉州（现赣州峡江）任推官，后因农民起义无法返回长安，遂定居于峡江。他的六世孙孔延之（1012～1075），从小丧父，家境贫困，但十分勤奋，白天耕读田垄，夜晚燃松苦读不辍，宋庆历三年（1043）考中进士后便到各地为官。1054年38岁的周敦颐知洪州的南昌县，而此时孔延之知洪州新建县，新建和南昌相邻，同属江南西路的洪州。孔延之和周敦颐都是幼年丧父，两个人性情爱好又相同，都非常喜欢读书，所以很快就成了知己朋友。南昌之后，两人虽各奔前程，但一直没有中断往来。 

1067年，周敦颐通判永州，摄邵州军州事。周敦颐新修学校，尊崇孔子，崇尚道德，教化士子百姓。时为荆湖路转运使朝奉郎尚书度支郎中孔延之为其撰写《邵州新迁州学记》一文，对周敦颐修学行为大加赞扬。 

后周敦颐选择在九江安家，因两人彼此视对方为知音，受其影响，孔延之也在九江购地建房，并将自己老母接到九江生活。两人相约告退之时，把庐山作为自己的终结地，朋友相伴，安度晚年，卒后归葬，魂魄相依。1075年9月孔延之归葬九江府德化县仁贵乡龙泉原。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为他撰墓志铭，苏东坡为他写挽诗。孔延之也成为九江孔氏始祖。 

因周孔两家关系极为亲密，所以孔延之的三个儿子，孔文仲（1038～1088）、孔武仲（1041～1098）、孔平仲（1044～1103）在少年时期就都受到周敦颐的启蒙教育，长大后陆续考中进士，到各处为官。“三孔”的名号是兄弟三人在嘉祐年间连科登进士第而起，当时曾传为佳话。“三孔”之称在后世得到认同，与他们的文学成就密不可分。时人称其“以文声起江西，号‘三孔’”。兄弟三人才华横溢，为官清正，刚正守义，名噪当时。江西诗派创始人黄庭坚，曾满怀感慨的作诗云：“二苏上连壁，三孔立分鼎。少小看飞腾，中年嗟远屏。”将三人的文名与一代文豪苏轼，苏辙兄弟并称“二苏三孔”，更使“三孔”之名享誉文坛。直到后世，甚至还有人将“三孔”与北宋文坛巨子王安石、欧阳修、曾巩等相提并论。

孔氏父子文集及杂著、随笔等数量可观。孔延之有《燃松杂著》三十卷传世，可惜后来散佚了，但《舆地纪胜》卷《广南西路·贵州》尚存他的《七星岩》七绝一首，曾燠《江西诗征》存《顶山诗》七律一首，《苏轼诗集》尚存律诗对仗一副《孔长源挽词其二》。文仲在散文方面的成就体现在政论文上，立意高远，一唱三叹。代表作是其驳新法的《制科策》，旁征博引，气宇轩昂，充分展示了他的学识和才华。而武仲经史子集皆精，著书近十部，有《书说》十三卷，《诗说》二十卷，《论语说》十卷，《金华讲义》十三卷，《孔氏奏议》三卷，《芍药谱》等，他尤长于论说，较有价值的为政论、史论散文，如《汉武帝论》《书儒林传后》《书晋武帝后》《书裴度传后》《介子推论》《陆贽论》等，大都有感而发，立论平实，文辞不事雕琢。平仲不仅是文学名人，还特别精通史学，《宋史》称其“长史学，工文词，著《续世说》《释稗》《诗戏》诸书传于世。”这些著作后世多次翻刻，其中大部分还收入了《四库全书》。孔平仲所编撰的一系列随笔杂文以“发史氏之英华，便学者之观览”，《续世说·序》《孔氏杂说》《孔氏谈苑》《续世说》等杂笔小说一直流传至今。

“三孔”在诗歌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他们既有对陶渊明的继承，又深受李白、杜甫的影响，同时还吸收了荀子、杨雄等雄豪的古文风格。“三孔”与苏轼兄弟互为诗友。熙宁四年，文仲上《制科策》，力斥王安石变法，与苏轼同被罢黜。二人同甘苦，共患难，感情非同一般。在他们的书信往来，诗文唱和中，平仲深受其益。苏轼曾赞平仲“君文照千古，不比山名脆”，给予了真诚的赞美。而且三孔与苏门中黄庭坚、晁补之、秦少游、张耒等人均为密友，和他们在诗词方面多有唱和，得到高度评价。

 “三孔”著述，历代书目均记载翔实，均属珍品。这与他们对书的极度热爱是分不开的。孔延之即“家食不足，而俸钱常以聚书至老，读书来未尝一日废也”。文仲更是被列入中国藏书家之列，“死之日，家无余貯，惟有书五十卷，皆手自校辑者。”

 “三孔”在道德修养和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也有非常系统的阐述。孔文仲提出“文学处四科之末，德行应为四科之首”的理论，武仲对此说作了进一步发挥，他认为只有超越世俗名利之人才能写好诗，它是成就文学大家的必备条件。文品即人品，文学作品是作者思想情操、道德气质的外在表现。美好的作品必须建立在作者美好品性的基础之上，否则，即使写出了华美的作品也是不足称道的。平仲则提出 “ 诗见人志，赋亦可见焉。”也是对诗以见志的呼应。

“三孔”熟读经史，在富国安邦上都有非常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北宋革新变法、党争迭兴，更使三人关注时局民生，提出很多政治主张。三人对时政的分析，看法基本一致，特别是在立法与用人方面。“德礼”与“刑政”以及理财、恤民、治兵等方面都是有精辟而切合实际的见解。这些政治理论和主张，对当代社会都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其一，治国须用王道。治国之法，文仲有一番极富启发意义的见解，他提出王道、霸道之说，“一之以道德，淳之以仁义，此王道也；行之以仁义，杂之以功利，此霸道也”， “强国之术”亦在霸道之下。由德而刑，国必大治。以“德”为中心的治国之道，即针对时弊，又具有长远的现实意义。 

其二，用人宜先忠直，治国必须用人得当，否则国将有危，民将不安。文仲云“盖士节之重轻，未尝不与国体之安危相应，如根本强弱于下，而枝叶荣枯于上也。”“进用人材而底绩用，在于练名实”，即“官各守其分，谓之名；职各治其事，谓之实。”在他看来，所用之人能各尽其责是国富民强的必要条件。武仲则提出所用之人须纳直言。 

其三，理财与恤民。文仲在其《制科策》中云：“地之财有时，民之力有限，人君之费无穷。以有时有限养无穷，此调度所以屡增而不已，所以愈困而不支也”，又云“国用虽节而调度烦，未得节之之道也”，意指只节用而不注重理财，也不可能达到恤民的目的。而要调度得当，则要理财得当。货币只有流通起来才能使整个国家的财政收支周转正常。

“三孔”的政治观点最终都是为了恤民。三人无论是身居庙堂，还是下临郡县，都非常注意关心民生疾苦。对于处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农民，更是满腔同情。

 “三孔”有这些成就与曾巩这位前辈对他们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孔延之知新建时，曾巩中乡举就是孔延之担任主考官，所以曾巩一直对其抱有师生之谊。孔延之死后，曾巩还为其作墓志铭。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诗文兼擅，其立意高远，文思超逸的文风及清新婉约的诗风均对亦师亦友的“三孔”诗文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除曾巩这位老师外，“三孔”同时也是周敦颐的得意门生，但这个事实很遗憾没有为更多人所注意。在《宋元学案》的《濂溪学案》中，只将程颢和程颐列为濂溪门人，而将“三孔”放在“孔氏家学”之后，所以这就让大家对周敦颐教育过“二程”了解较多，而对“三孔”与周敦颐之间的关系谈得较少。其实即使在孔延之和周敦颐过世后，小辈之间还有很密切的往来，如“三孔”与周敦颐长子周寿之间就一直有往来，而且在生活上周寿还得到孔平仲的很多照顾。

 “三孔”与程颢、程颐虽同为宋代文化巨匠和政界名人，又都是理学鼻祖周敦颐的门下，却在宋代反变法派内部因学识、性格的反差，激化成历来为朝廷最忌讳的朋党之争，即史称的“洛蜀党争”。“蜀”即苏轼， “洛”即程颐，三孔因与苏轼的密切关系而卷入其中。 

根据墓志铭记载，孔延之葬于江州德化县仁贵乡龙泉原；文仲墓葬有“卒葬南康”的说法，也有“江州德化县仁贵乡开元庄孟家山”的说法，但苏颂撰其墓志铭载：“公生贡章，先君之侧。”应该说是在其父延之公墓之旁；孔武仲在池州去世，葬池州，后迁葬九江，再迁峡江罗田金鸡岭；孔平仲墓大都记载是在“江州德化县仁贵乡孟家山”，但《德化县志》则载“甘泉乡孟家山”。虽然因年代久远，后来一直未能找到原甘泉乡境内孟家山这个地方。但可以肯定的是孔延之和“三孔”都归葬于九江境内。

 “三孔”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财富，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他们既是孔氏的骄傲，更是九江孔氏族人的荣光。

作者简介

孔令强，江西省九江市人，毕业于杭州商学院，毕业后分配至九江市物价局，2013年调至九江市商务局，目前为四级调研员。2022年5月出版四十六万字长篇小说九江往事《岩松》，目前已启动筹拍电视连续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