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鹏山 | 孔子与士——第八届全国孔子思想传承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主题报告
发布: 2021-11-12 15:09:00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鲍鹏山  

鲍鹏山 | 孔子与士——第八届全国孔子思想传承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主题报告

 

本文收录在《中华孔学》第5卷第3期(总第16期)第5-28页“孔子研究”栏目

 

摘要:“士”是一个社会身份,是对社会阶层的称谓,表明承认仍属周朝姬姓家族的身份。有了这一身份,通过六艺的学习,便有可能获取一个位。士的地位主要依靠两样:一是士的身份;二是士所拥有的知识、技能(有了这些知识和技能)。知识在当时尤其在孔子之前主要指六艺。孔子后来又增加了六本书,也称之为六艺。以示区别,把以前的六艺叫做小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孔子指定的六本书分别是《易》《书》《诗》《礼》《乐》和《春秋》,通常称六艺或大六艺,又称六经。当时社会,精通六艺之人正是儒和士。孔子认为如果不能做官只是做儒也得是君子儒而非小人儒,这里的小人儒即是鄙夫,士也即是鄙士。儒和士的潜在价值有三点:

其一,知识的承载者;其二,风俗礼仪的执行者、指导者、传播和维护者;其三,文化的传承者。自周朝开始,中国一直是礼仪立国。最熟悉礼仪者就是这些士,他们是礼仪风俗的执行者、指导者、传播甚至维护者。他们的潜在价值,正是由于被孔子发现而日益获得社会意义。在孔子看来,儒和士进行文化知识的学习和仅仅为了学而优则仕是有些可惜的。这才是对知识的贬低。知识,文化应该有更高的追求,即要有学问与道义的担当。一旦学术研究和道义探讨可以成为一个人的终身事业,学术便有了独立的价值和地位,也不再是政治的附庸。

关键词:孔子 儒士 知识 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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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鲍鹏山,文学博士、作家、学者,上海开放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今天,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谢谢大家!几年前我曾于类似场合做过一场关于孔子的主题报告,很荣幸我们的孔祥云会长再次向我发出邀请。一般而言,对于讲孔子主题的报告我不会拒绝,因为在我看来,中国人信仰的基础是孔子,我也愿意为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所以再次向大家表示谢意!

有人说,中国知识分子必须要做的事情,第一是讲孔子,第二是同大家一起研究并宣传孔子;钱穆先生也说,中国的读书人最应该干两件事,第一件是读《论语》,第二件则是劝别人读《论语》。孔会长前面对我有诸多溢美之词,我在感谢的同时也如坐针毡。我国研究孔子并卓有成就者很多,今天在座的各位当中也有不少,而我可能更多只是做了一些对于孔子思想的普及和宣传工作,实际上也主要是这件事。接下来请允许我就此话题谈谈,不妥之处还望大家多指教:

今天,我想向大家汇报的主题是“孔子与士”。“士”是一个社会身份,是对社会阶层的称谓。回看周朝建立,整体上层社会大约划分如此,分成一个个层次。可以说,周朝是中国史上第一个具有国家形态的朝代。在周朝之前的商朝和夏朝,更多还是部落联盟,周朝以后实现了后来所谓的“家天下”。何以如此?由于分封制度的出现。周朝的分封制实际上是用一家血脉涵盖整个天下,从而取代延续很久的夏商时期部落联盟的制度。这是一次制度革新,这一革新首先即是解决了部落之间相互的征战,可谓一次了不起的历史进步。

周朝起初分封诸侯之时,按荀子的说法分为七十一国,其中姬姓则占五十三个。因此我们说周真正的用意是用姬姓血脉一统天下,于是我们也才可以从如此视角研究天子到士的分别。严格意义上,尤其从理论上来说,前有姬姓,后才有百姓与庶民的分野。如此,姬姓上层社会之中大略是这样的划分层次:天子、诸侯、大夫,及士。天子名义上拥有天下,顾名思义也即是整个天下皆属于天子。天子将天下以自我名义分封予其他家族成员,这也即是后面的诸侯。诸侯所拥有者即所谓的国,国也会下封给底下的兄弟。周朝讲究亲亲之义,家族的好处不能为一人尽有,在其中者皆应获取相应的一份。这也就是层层分封,有如诸侯下面是大夫,大夫拥有的是家一般。所以,“天下国家”一词在孔、孟之处十分常见。天下国家,讲的是天子、诸侯和大夫所拥有的政治范围,是其能够管辖的范围。这些都是继承而来,属传承范畴。大夫之下是士,如果说士的前面有天下、国、家,与之不同的是士缺少具体能够保证固定收入的封地。士所拥有的只是一个位,而且位也只是说有可能得到,说白了就只是一个身份,表明承认仍属姬姓家族的身份。有了这一身份,通过六艺的学习,便有可能获取一个位。我们今日所讲职位、地位等,都是从周朝而来。如果说前面三者属于继承,士则主要依靠两样:一是士的身份,士自身具有的身份;二是士所拥有的知识、技能(有了这些知识和技能,才有可能获得此职位)。知识在当时尤其在孔子之前主要指六艺。孔子后来又增加了六本书,也称之为六艺。【1】以示区别,把以前的六艺叫做小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

其一,礼。礼是周朝礼乐治国的方式,周朝以礼治国。作为源头,礼乐文化是中国文化特色又一重要特点,当然这也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比较而言最为鲜明的一点,这由周朝奠定。礼主要是就不同场合规定不同的礼数、礼节与礼仪,以之区别社会具有不同身份之人。由于不同的身份,人们相应获得不同的地位和权利。

其二,乐。乐是和礼相结合的政治性音乐,非今日所说供欣赏的音乐。政治性音乐今日仍然存在,比如开会时的《国歌》、党代会时的《国际歌》。其非为欣赏产生,属于政治性行为,也是中国礼乐传统中重要的一点。

其三,射和御。射、御是贵族拥有的保家卫国的能力,也是基本能力,因此主要是就军事训练而言。周朝时期,代表国家打仗的是贵族和国人,贵族有保家卫国的担当与责任。野人与普通老百姓没有权利,没有资格为国家打仗。国和家隶属诸侯和大夫,与普通庶民无关,也因此无须承担战事。古代打仗、作战之人皆是国人,是住在城池以内的贵族后裔,也即士以上的人。

其四,书。书大约属于听说读写一类,相当于今日语文课程所学。

其五,数。数约可理解为数学,只是那时的数更侧重于应用,非我们今日的数学。现在的数学更多是一种思维训练,对自然奥秘的探索,周朝的数学是一门侧重应用的实践之学。

这便是当时的士拥有的两样东西,身份和学问。有了这两样便有可能去做国家公务员,为贵族服务。孔子本人即是如此,首先他拥有士的身份,纵使中间出现过波折,但最后还是获得了国家认可,其次他具足六艺的学识,于是到季氏家族做官。孔子做得不错,后来官居鲁国大司寇(爵位相当于上大夫)的位置,因此士在孔子时期(更多是之前)正常的出路即是做官。看“仕”的字形,我们即可知道它和士之间的关系,即一个士族出身的子弟。在成年之后,士正当、正常、成功的人生之路即是出去做官,走入仕途,所以在士的旁边加了一个站人旁。成年之后出去做官,是士之为仕的政治生涯的开始。前面提到正常、正当、成功,当然也有不成功、做不了官的,那另当别论。士有做事之意【2】,也有侍奉贵族、供事公职的意思。这几个字(士、仕、事、侍)的读音一样,这是汉语的一个重要特点,即谐音。汉语里很多字音相同的字常常意向一致,所以做官的士、做事的事以及侍奉他人的侍,甚至后面讲到的考试之试【3】,字的读音一样,也可看出之间的联系。

士在社会上能够获得的就是一个“位”,有职有位,便有地位。有了职事也就有了一份收入,能够维持生活,养家糊口;有了职位,在社会上也就有了身份和体面。所以于士而言,最重要的即是职和位。楚国屈原的学生宋玉《九辨》中说,“贫士失职而志不平”。一个贫士一旦失去了职位,心也就无法再保持平衡。何以如此?因为那是他的身家性命。它不仅涉及到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身份和体面,同时关乎能否养活自己和家人的问题。《孟子·滕文公下》中讲,“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诸侯有国、大夫有家、士之有位,士之失位正相当于大夫失家、诸侯失国,这很严重。这个士也就是位,直到今天最重要的也是找个工作、谋个职业、寻个岗位。如同此地【4】,每年有许毕业生来寻找工作,即是看看能否谋一份教职。什么叫教职?就是通过很多年学习拿到的博士学位,凭借这个学位后到这儿看看有没有机会获取一个职位,这便是士。在获得职位之前首先要看是不是博士,博士也是士,今天的学位(学士、硕士、博士)都是士。单位首先要看是否是士,即便是士还得看有无机会,正如高校要求入职者起点为博士。孔子之前很多都是这样,首先得要求身份是士,之后要有六艺的职能。这些人相当于国家公务员、管理者预备队,管理国家事务从中选择,如同大学老师要从博士中选择。选上了很高兴,失了职则不同,正所谓不进则退。退了以后后果很严重,复旦大学刚出的事件据说便与之有关【5】。所以说,“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一个博士到了一所大学,教了几年后被单位辞退,确实很难保持心理平衡。

讲到士则需要讲儒,儒是什么,乃士中不成功者。成功者在原字边上加一个站人(仕),不成功者则加一个需字(儒),仍把站人保留。作为卫仕之士,儒非做官之士,甚至指已经没有机会做官的士。比如孔子十七岁时母亲去世,之后到鲁国季氏家族做执政大臣。司马迁《史记》中记载,执政者招贤纳士、选拔人才举办了一场宴会。许多人看到宴会,就会以为是鲁国的执政大臣请世俗子弟们吃饭。宴会不是简单地请大家吃吃喝喝,没有这么简单,也不会如此轻松。士的身份五代后会消失,叫“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因此五代以后若不登录在册则不再是士。介于士的数量众多,国家一段时间便需要重新登记,就好比把家族的历史重新梳理一番,看看是否在五代以内。如果在五代之外,士的身份便由此消失,如同血缘上失去了联系,所以季氏的执政大臣举行宴会并非只是请大家吃饭,而是对士族身份的一次重新登记与梳理。因此孔子必然要去参加,虽然他的母亲离世不久,论理应当在家守丧,但即便如此也一定要参加。我们说孔子并非嘴馋,也不是不想在家守丧,只是不去参加宴会士的身份便会消失。士是官员的预备队,若非名册上的一员将无可能走入仕途,因此孔子必须得去,这决定了其将来的政治前途。

由于孔子当时年少,去后便遭遇失败,被主持人阳虎赶了出来。阳虎在季氏家族可谓位高权重,如果说季平子是鲁国执政大臣、鲁国政务院总理,阳虎即是首席家臣,相当于鲁国政务院办公室主任。设宴之事由阳虎主持,他一看到孔子过来就质问原因,孔子说明了因由却仍被阳虎羞辱,说家中主人所请乃士。学术界很多人没搞明白这件事,只就孔子守丧期间穿丧服参加宴会之事说理,认为丧服参加宴会不合理,因此被赶出门去。阳虎所言并非说孔子穿丧服参加聚会合理与否,只是说其身份不对。这实际上更加严重,意味着阳虎眼中的孔子并非士人,孔子的身份已不再是士,因而才被拒绝再次登记。守丧结束后孔子19 岁,自觉在鲁国士的身份丢失,因此没了希望,只好回到宗祖国宋国。一年后从宋国回来,因为也无法找回原来的身份。回来后孔子遇到了一生中最大的贵人鲁昭公,鲁昭公在孔子二十岁生子时送了一条鲤鱼表示祝贺,这可谓意义非凡。按照周礼规定,“礼不下庶人”,国君送礼之人不可能是庶人,因此鲁昭公用送孔子鱼的方式表示了对季平子的抗议,当然也表明孔子就是士,至少在鲁昭公眼中是。一条鲤鱼给孔子送回一个身份,这令孔子格外激动也尤其感动,于是决定以此给儿子取名,于是孔子的儿子就叫孔鲤。身份拿到后,得到了季平子的认可,被请出来做官,孔子有了官做也就加了一个站人旁(仕)。执政大臣季平子在鲁昭公予孔子士位的同时,给了孔子仕的机会,孔子由士而仕,实现了人生第一次逆袭。

可见,儒就是一直没走入仕途的人。当然没做成仕也不一定叫儒,比如说孔子在没做官前的十七到十九、二十岁间的时间也不一定叫儒,因为他还在谋求做官。一般意义上的儒指已经完全失去希望之人,指一直想做官、出仕却一直都没出仕的人。如果说到四五十岁还没出仕就肯定没机会了,这时候叫儒,所以儒是士中较失败者。现在讲儒大家都觉得了不起,比如说开儒学大会。如果在两千多年以前,在孔子之前,那叫落魄人大会、倒霉蛋大会。今天的儒学大会不同,与会者都是大咖、大牛,《儒林外史》、《儒林传》中的“儒林”指儒家学者之流,能够进儒林者都是饱读诗书、富有学问、受人尊敬的人,但在孔子之前不同,儒并不受尊敬,乃一群失败、落魄之人。

儒在孔子乃至于孔子后两百多年如此漫长的一段时期里,儒的基本形象大不出此,试看晏子眼中的儒者形象便大致有一了解:

孔子到齐国,齐景公是当时齐国国君,晏婴为相。孔子与齐景公、晏婴之前就认识,他们曾到鲁国访问过。鲁国访问时,齐景公曾专门跟鲁国提要求要见孔子,因为孔子当时的学问很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具有国际影响力。所以齐景公在鲁国时已然见过孔子。基于齐景公对孔子的赏识,孔子后来三十多岁到齐国之时便很想重用孔子,但晏婴看不上并跟齐景公说:“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史记·孔子世家》)宴婴连续用了四个不可以,表明孔子这类人没用,这是宴婴对儒者的评价。我们知道,晏婴是春秋时候有名的贤相,是一位治世能臣、爱国的好官。春秋时期有几个很有名的相,像晏婴、子产都是非常有权威的人物。然而“自大贤之息”(《史记·孔子世家》),即自从历史上那些大贤消失之后,“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其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史记·孔子世家》)他们认为那套学问不行,繁琐无用,阻断了孔子在齐国接下来有可能展开的政治前途。实际上晏子不仅是大政治家,也是大学问家,他的学问非常好,子产也是,不光是郑国国相,也是一位大学问家,他们对当时儒者形象的判定可见当时的儒在一般人心中的形象。

看墨子,他比孔子晚。接下来我们会讲孔子改造仕和儒,但为何会提到墨子,甚至后来的庄子?难道儒之形象在这其间有所变化?因为孔子的改造有个历史过程,而社会中大量的儒是未被孔子改造过的。这首先就要说墨子笔下的儒。墨子已接近战国,比较刻薄,讲话较晏婴有过之而无不及,专门写有《非儒》,我们看他的描述【6】:

“繁饰礼乐以淫人”,说搞一堆繁杂礼乐迷惑众人;“久丧伪哀以谩亲”,讲久丧伪哀欺骗亲人;“立命缓贫而高浩居”,批评儒者自命不凡,自己安贫乐道,把自己身份抬得很高,却不愿做具体事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背本弃事,安于懈怠和傲慢。他用排比的句法,表现了当时儒者在其心中糟糕的形象。后面又说,儒者“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无以违之。”实在是没人超过这帮人:贪于饮食,懒于劳作,陷于饥寒,有冻馁危险,却无法逃脱。墨子还用一连串的比喻形容儒者,比如乞丐、老鼠、羝羊、阉猪,那猪还不是正常的猪,而是腌掉的猪。也因此儒者才会遭遇君子的嘲笑,正常人也常常会嘲笑他们。可是他们不但不反省自己的问题,反而“怒曰,散人焉知良儒。”还跟别人对骂,认为散人不知儒的价值。这时候的儒在干些什么呢?谋生之道。我们说,如果一个士做了官,加一个站人旁,成为仕者。儒也是一个站人旁,只不过它加了一个需字,需则指有一定职能,尤其在社会上要有某些功能。试想,如果贵族出身的人不能去做官,又如何养活自己?很简单,基本途径就是开公司:丧葬公司和婚庆公司,一条龙服务。所以墨子就说儒者别人家死了人就高兴,因为有生意可做,孔子是这样,孟子也是这样。墨子说孟子喜欢吊丧,一听说齐国一大富人家死了人,就觉得是个好日子,因为可以出门了,这是他们的传统。

再看庄子。庄子距孔子有两百多年,他处战国时期,时人更加刻薄。庄子擅长编故事和寓言,他编了一则故事评说“儒以诗礼发冢”(《庄子·外物》),意思是儒们无法生活。刚才我们讲开公司,后来是盗墓,而且是儒者之盗,形象颇有趣味。儒有学问,连盗墓都带有学问,会背《诗经》,拿着诗经边盗边背。这是庄子笔下的儒者形象,诗里的文化经典被用作盗墓的依据也是有趣,经典训练不仅没使他们成为社会精英反而成为盗墓贼。

可以想象,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儒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高尚,包括孔子。孔子自己对那个时代的儒也有类似评价,他将其称为鄙夫。鄙有两个意思,最早指边远地区,后延伸为野人。住在城里的贵族叫国人,边远地区的是野人,因此鄙由边远地区引申为地位下等的人。诸葛亮写有《出师表》,说“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顾臣于草庐之中。”意思是说先帝刘备不因自己卑鄙而三顾草庐,它不指品行不好而是地位低微,指地处偏远。孔子讲的鄙夫也就是地位低下之人,他对鄙夫气质的评价是患得患失,是我们现在常用的一个成语,也是用于对儒的评价。如果一个人患得患失,就不会有稳定心智,这样的人往往靠不住。

孟子讲“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梁惠王章句上》)没有固定收入尚能保持固定心智,不会因为受了刺激而堕落沉沦的,大约只有士能做到。对士孟子或许有一种自信,我们都知道士如果没有恒产实际上也很难保持恒心。但孟子这句话里讲的是士,不包括儒,儒中没有恒产就没有恒心,也会患得患失。这是孔子对同时代儒的评价。后来,孔子对他的学生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读书是儒而做官为士,孔子认为如果不能做官只是做儒也得是君子儒而非小人儒,这里的小人儒即是鄙夫,士也即是鄙士。这是孔子之前儒者的基本社会形象,社会对他们的评价也是其自身社会行动后的结果。就是这样一群人,仍有其潜在价值,大约体现在三点:

其一,知识的承载者。当时社会,精通六艺之人正是儒和士。六艺相当于基本的知识框架,好比今天基本的知识框架乃中小学的理数化和政史地。孔子时代的知识框架也基本就是六样(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谁对六艺的知识框架把握得最多,成为当时代的知识阶层?士,再往上面的大夫和诸侯都未必,因为他们自恃有可继承者。所以在孔子时代,大夫不懂礼的情况颇为常见,诸侯不懂礼者也屡见不鲜,连鲁昭公、鲁定公、鲁哀公这样的人很多地方也不懂礼,有时候甚至会因之而丢脸。按说鲁国是最应懂礼之国,实则不然。孔子手下有两个学生,一个叫孟懿子,一个叫南宫敬叔,都是鲁国贵族,排名第二,乃孟孙氏家族人,孟懿子后来还出了孟氏家族的家长。二人为何在孔子手下当学生?就是因为他们的父亲孟僖子当年陪鲁昭公出国时曾失了礼。回来后自觉羞愧,鲁国制礼作乐的祖宗就在自己国家,于是带着愧疚临死前将两个儿子交付给了孔子。这也说明当时的大夫乃至诸侯阶层不懂礼者很多,而懂礼同时知识又相对扎实者恰在贵族阶层的最后阶层即士阶层,所以说士是知识阶层的最后承载者。可即使是这个阶层,他们的形象却如此不堪,不仅生活潦倒、自身不自信,而且气质糟糕、地位低下,偏偏是他们成为时代的知识承载者。也许是中国特色,中国历来都是有知识的人比较潦倒,但即使如此但仍有价值,潜在的价值正在于此,只是如何发挥出来的问题。

其二,风俗礼仪的执行者、指导者、传播和维护者。周朝礼乐立国,直到今天中国文化的最大特色也是礼乐文化,我们现在仍会不时提及礼仪之邦。虽说中国在国际上的整体表现中许多行为很是一般,甚至已经谈不上所谓礼仪,但之所以仍会称为礼仪之邦,是因为历史上确实如此,自周以来中国就是靠礼仪立国。很多社会生活基本不靠国家法律,也非政府运作,仅靠作为基本社会规定的风俗礼仪,这是中国的建国特色,所谓“皇权不下乡”。皇权之所以不下乡,是因为乡下百姓自用一套礼仪,生活井井有条而无需其他,所以自周朝开始,中国一直是礼仪立国。最熟悉礼仪者是哪些人?偏偏就是这些士,他们是礼仪风俗的执行者、指导者、传播甚至维护者。甚至今天到乡下也仍会发现,即便经过几十年所谓破四旧等各式封建迷信,乡下的婚礼和葬礼还是会有其延续的一套礼仪,没读多少书的司仪们在执行中往往会有一套严谨的制度和办法。

记得父亲十多年前去世时,村里就有那么一个人。父亲临死前指定由他主持丧事,主持得很不错,甚至可以说令人震惊。当时我带着才上小学的儿子,经过爷爷的葬礼,儿子便知道了自己在家族中的位置以及应当负有怎样的责任与担当。当一套规定制定出来以后,大家就照着规矩进行,什么人在前,什么人在后,什么礼仪在前,什么礼仪在后,等等。每一套礼仪的执行怎样安排、人员前后以及行为标准都被安排的井井有条。经过一套完整的礼仪,自己马上就会知道处于家族的什么位置、应负怎样的伦理责任。这就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来一直如此。所以当我看到那个司仪,颇有古代儒者的模样,没有学位,没有我们今天的学士学位、硕士和博士学位。在乡下,他们平常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农民,可一到那个场合就已然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哪怕是我这个大学教授在下面也一定要听他的,所以我们才说他们是风俗礼仪的执行者、指导者、传播者和维护者。

其三,文化的传承者。孔子时代的儒除上述功能外,还是当时文化的传承者,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这样的文化在他们那里。我们前面讲到儒者形象不堪、气质糟

糕、生活落魄、地位低下,但同时是知识的承载者、文化的传播者、风俗礼仪的执行者,他们有潜在价值,这被孔子发现。《汉书》说“学以居位曰士”(《汉书·食货志上》),通过学习获得位置叫士,这是传统解释。前面提到士的身份需要通过六艺学习获得职位,也叫学以居位;学不居位则叫儒,是孔子时代的儒。虽然我们今天讲学而优则仕,可在孔子看来进行文化知识的学习和操练做官居位者实有些可惜,因为这才是对知识的贬低。如果一个社会、国家乃至全人类最终目标只是通过知识去做官,那是对知识的贬低和侮辱,知识应该比任何具体的地位都高,文化应该具有更加本质、高尚的功能。如此,文化更本质、高尚的功能又是什么?确立价值,而不仅仅是一套文化知识。举例来说:

我在办浦江学堂,浦江学堂应该说做得还比较成功。我们今年又招了二十五个班级,每年基本保持在读班级一百个,近四千人在读。我们为学生读七本书,第一本就是《论语》。但我们开始一定讲得很清楚,即学《论语》不是为了学文化知识,不是只让学生知道《论语》是什么、背一些文句、解释几个名词、了解几个文化概念,而是文化最重要的确立价值的功能,是价值观、精神和信仰。熟悉文化知识的儒应该承担更大的职责,如果把儒的地位搞得很低,仅仅给别人办丧事,就像墨子讲的,一听说别家死了人就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有饭吃、有生意可做,是很丢人的行径。实际上,儒和士身份的低下,不仅丢他们自己的人,而且丢全社会、全人类的脸。如果一个国家把知识阶层打压到最底层,是一个国家的耻辱,是这个国家不够体面的表现。然而孔子时代,着实就碰到了类似情况,知识的承载者、文化的传承者、礼仪的执行者变成了社会地位最低的群体,这个国家可谓颜面扫尽。孔子意识到这一点,认定士更大的功能应当是确立价值,他们更大的职责不是去做官而是担当道义。

接下来有这样一个问题,即孔子认定士有知识、有文化又能执行礼仪,周朝立国已经四五百年,四五百年来的礼仪文化一直在儒身上传承,他们究竟知道不知道自身的价值在哪里?他们不能仅仅拿这个谋生。所以这时候,孔子意识到自己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要让这些人担当道义。首先,是要让他们理解平时操练礼仪背后的价值,所以有了《礼记》。《礼记》讲礼仪价值,不讲礼仪的具体操作方法,其价值是“卑己而尊人”(《礼记•表记》),是要把自己放低一点的同时抬高他人,是尊人,把他人的主体地位突显出来。礼和仪只是形式,礼数、礼节都只是形式。既然是形式,为什么用这种形式的这套礼仪呢?举个例子:我们吃饭的时候,会把张主任、孔会长、胡书记放在前面,我们自己往下面坐一坐,这是尊重领导、尊重长辈的表达。之所以让他们坐在比较舒适的位置,是因为要尊重长辈,尊重地位高、学问大的人,这即是其价值所在。只是很多人只知其表,并不明白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讲到这儿,我们需要思考:

其一,孔子为何“志于学”?这是一个大问题。孔子十五岁有志于学,立志一生将精力和时间用于学问的追求,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的转折。自上个世纪明初始,有许多人讲孔子一辈子只想做官,当我每次听到这样的言论都很生气。多年前在广州接受《南方日报》记者的采访,过程中记者说了一句令人生气的话:“鲍教授,我们都知道孔子是一个官迷。”我听到后用眼睛直瞪他,看了大约好几秒。他很紧张地说,“鲍教授,我说错了吗?”我说,“岂止是说错了,一句话错了好几个!你读过《孔子家语》吗?读过《孔子世家》吗?读过《论语》吗?你知道孔子的生平吗?”回答说,“不知道。”“不知道你怎么说他是官迷?而且前面还加了一句‘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把我也绑了进去。”我追述。孔子十五岁便给自己定下志向,说自己“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他不是志于士,他是圣人,与别人不同。

我们今天的小孩,十五岁左右上了初中,家长会一再叮嘱要好好读书,上个好的高中,只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这是我们,孔子却不一样,孔子的目标不是做官,毕竟他一辈子的做官时间并没有多少。孔子二十岁开始出来做官是为了生存,就像后来孟子讲的没有办法,需要养活自己:“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孟子·万下》)。做官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变贫困的处境,有时也迫于生计而不得不为贫穷去做官。这是孟子所言,孔子当时就是如此,他不得不为了生计、贫穷而出来做官。但是我们发现,孔子到了三十岁,在其人生、官场的阅历、资力、能力包括政绩都得以充分展示同时得到大家肯定的时候,却毅然决然辞职不干而创办了私学。自其创办私学时的三十岁到五十岁的二十年间,孔子从未动过做官的念头,难道这是一个想做官的人吗?五十一岁以后,鲁国面临重大政治危机,孔子自觉责无旁贷,于是出来做官,正所谓“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也就三年左右,孔子便觉得不甚合意,索性弃官离去。实际上也就是一言不合,但孔子坚持认为“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周游列国十四年,回国后又是五年都未曾再做官。今天许多人认为孔子想做官,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孔子可谓耶稣、释迦牟尼式人物。难道释迦牟尼想要做官吗?释迦牟尼本就是王子!我们自己可以不高尚,但一定要相信有高尚之人;自己可以不伟大,但一定要相信有伟大之人;自己也可以很平凡,但一定要相信有众多出类拔萃之人。

孔子之“ 志于学”改变了中国文化史,虽是个人行为,却是历史上一次极大的

转折:

其一,学术研究和道义的探讨可以成为终身事业。“吾十有五志与学”(《论语·为政》),孔子十五岁就已经把学术研究和道义探讨作为终身不渝的事业。当然孔子也要生活,孔子二十岁出来做官,有时候为了生计,但到三十岁以后他便找到了一条可以不做官又能够解决生活问题的路,即办学。办学便有学生给他送礼,有社会各界给他赞助,于是孔子解决了办学最重要的问题,即意义问题。多年前我在我们安徽的《江淮论坛》上发过一篇文章,讲述孔子私学的意义。孔子办学解决了许多问题,大到教育本质和宗旨,小到办学形式和经费。孔子办学的经费直到今天都是全世界经费最好的解决办法,那就是社会赞助。世界上现在办得好大学的学费主要都是靠赞助,政府保证一部分,更多源自社会。孔子的学校就是如此,鲁国国君给予部分赞助,贵族们给予部分,后来招了一个有钱的学生即子贡也给他赞助。我们知道,子贡是当时的中国首富,孔子能够招到这样一个人,办学经费当然再无需操心。

由于孔子找到了自己的路,后来就辞官不做了,有机会想做也会去做,不做也就不做了。例如在鲁国做大司寇时,一年俸禄六万。六万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六万是六万斗还是六万担,我们不清楚,但我们照最小的六万斗算也很不少。中国社科院的一位博士,现在是河北一大学的教授,曾写过一篇文章给我看,说他经过严密推论,发现孔子的六万相当于今天两千多万金。我回应说暂时别发表,因为我发现现了一个问题,即两千多万金对于孔子言需要找多大仓库才能存得下的问题。我们可以算一算,一斗十二斤,六万斗,也就是七十多万斤粮食,这是多高的俸禄啊!孔子做鲁国大司寇时找了一个办公室主任,也就是他最穷的学生原宪,就说要给他九百斗。原宪一听也觉得太多,所以九百斗都很多啦!孔子对原宪说,“我当然知道给你多了,但是像你这么穷的人一定有很多穷朋友,还有很多穷亲戚。你原来穷的时候大家对你没指望,你现在做了鲁国司法部的办公室主任,别人对你有指望,有期待。如果你给不起,别人就会对你失望,所以我给你多一点,是让你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可见,九百斗就已经是很大的一笔数字。而他自己是六万,想想得有多少!但我们知道,孔子轻轻松松就可以回绝,可以轻松说出不干的言辞。为什么会有这个底气?因为首先,孔子安贫乐道,可以过苦日子;其次,孔子有一个私学,有人赞助。

解决了上述问题,之后首先便确定了一生的走向,即探讨学问与道义的担当。这个过程中他逐步解决了一个个探讨学问、探讨道义之人当如何解决生活的问题,他找到了这条路。试想,一旦学术研究和道义探讨可以成为一个人的终身事业后,接下来的意义是什么?当然学术便有了独立的价值和地位,也不再是政治的附庸。我们现在看老子的《道德经》,全是统治术。可为什么《论语》不是,后来的《庄子》也不是?为什么《道德经》是?这很简单,因为《道德经》乃“人君南面之术”(《汉书·艺文志》),就是统治术。作为周王朝国家档案馆馆长,老子是官员,其学术研究依附于政治,无法独立。孔子不同,孔子可以。他后来在鲁国、在曲阜办私学,它不仅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性研究机构,还成为当时国家的舆论中心。孔子和学生们成天探讨学问,“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7】孔子是舆论中心,经常批评鲁国和各诸侯国政治。孔子的底气在哪里?在于不依附和独立,在于不是体制的附庸。也由此,道统开始独立于正统,并高于正统。

其二,一个人也可以不做任何具体职业而专门从事学术研究。这是知识独立,是知识分子独立的明确信号,如此才有后来的百家争鸣。前段时间我和几个同学在一块讨论学问,讨论谁是学院派、谁是江湖派的问题。我说先秦诸子里面除了老子是学院派以外,其他都是江湖派。孔子的学问是江湖,孟子在齐国只做卿不做官也是江湖,他们周游列国。最明显的江湖是庄子,正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够独立。老子也许需要申报项目,但孔子不需要。知识分子也不再是专家,不再是专业技术人员。专家和专业人员背后是指他是何种制度下的专家,是为何人所用的专家,而孔子不为任何人所用,只为天道所用,所以他说“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君子知天命,只接受天命,接受上天给予的使命。孟子也讲一个真正的学人只接受“天爵”而不受“人爵”【8】,鼓舞人心。

他们的职责不再是某些专业技术性工作,而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由此我们注意到其服从、弘扬、听命的乃是被绝对化了的古圣先贤。因而钱穆评价说,“孔子以后儒业史大变。”【9】孔子以后,儒业发生了变化。刚才我们解释了儒业为何在孔子以后会变,为何到墨子、庄子还在受到批评,孔子在变而那么多儒生不可能一下都变过来,总不能建立一套制度把儒生都聚到儒林院。孔子只是立了一面旗帜,表明儒生的最高目标在那儿。他告诉子夏,“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可见儒业先在,儒业在以前就有,我们前面也有提到。“惟孔欲其弟子为道义儒,勿仅为职业儒。”【10】要做道义儒,而非职业儒。所以并非只是做一个职业儒,拿知识获得一个位从而用位养活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儒是用知识确立价值、弘扬价值、担当道义。【11】

孔子之后,儒由职业技术进而转志于学术流派,不再是是一个专门的职业行为。我们现在讲儒家学派由孔子创立,并非孔子创立了儒,而是孔子引导儒将精力转向了学术研究,形成了研究学派,亦即儒家学派。此时的士也不再志于仕途,而转志于道。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道乃最高目标,士者,志于仕、志于学、志于道。这其中,志于学意义最大。何以意义重大?志于学乃对志于仕的革命,有志于学最后必然会有志于道。孔子之前的士,皆志于仕,自孔子始而志于学。学什么?学道。所以士自然转向志于道。

前面讲了孔子何以志于学,现在讲孔子为何办教育。其办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改造士,予士新的面貌,承担新的职责。孔子之前,大批的士已精通六艺。学六艺也有诸多不同之处,有许多不同本事、技艺精湛的人,孔子本人掌握诸多技艺也是从社会各界有学问的人处学来的。他为什么要自己办学?办学总要宗旨和教学的目标吧?为了改造士,因为孔子要给士一个新的面貌,让士承担一种新的职责,他办私学的宗旨就是学习和弘扬价值。读《论语》会发现一个现象,二十篇五百多章看不到有哪一章讨论专业知识,如此《论语》到底说了什么?背完五百多章,知道说了什么很重要,知道没说什么也很重要,没说表示舍弃、放弃,没说知识和专业也就是《论语》里没有传统的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这似乎有点奇怪,不能说孔子日常教学中弟子不会问及,而《论语》中也确实有这类提问。但是不管怎样,《论语》中这方面的记载没有,至少我们可以知道《论语》的编纂者也即孔子的弟子和弟子的弟子们在编《论语》时知道孔子的价值,知道孔子的价值不在于拥有六艺的知识而是对价值的弘扬。

所以学习也分层次,谋生要学专业、技术,了解世界要学知识,知道是非善恶要学习价值。这是三个层次的东西,大学的教育也不过如此,中小学学知识,到了大学学专业,大学的通史教育即是要让学生知道价值。《论语》在这三个层次中前两个层次没有,知识教育没有,专业教育也没有,五百多章里有四百五十章左右都是孔子在讲价值。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现象背后的本质存在即是孔子所谓的价值问题,所以《论语》全书都是关于价值问题的讨论与阐释。当然这么说也有点绝对,《论语》中有学生问过孔子专业性问题,比如樊迟学稼。【12】樊迟有一天问老师,说“请你告诉我怎么种庄稼?”孔子拒绝回答,说“我不如老农。”樊迟又问了一个问题,“老师,请你告诉我怎么种白菜?”孔子仍然拒绝回答,说“我不如老圃。”我们会发现,《论语》中只有樊迟这一个人问专业问题,当然孔子拒绝了回答,他不但拒绝,而且在樊迟走后还送他三个字:礼、义、信。孔子这三个字绝非在背后批评樊迟,而是在樊迟转身能够听见的时候趁机教育樊迟:“小人哉!樊须也。”接着孔子讲了三句话,上好礼、上好义和上好信,礼义信既不是专业技能,也不是知识,而是价值。

孔子认为,像樊迟这样的贵族会不会种庄稼、种白菜不重要,因为只想这些今后会有可能隐居,孔子觉得个人志向不大,没有多大担当。从教育的角度看,教育讲究轻重缓急,只教必要的东西,让学生有很多知识,而不是教重要的东西。我曾经做过一堂演讲,说教育在有限时间中无法把重要的东西教给学生。像我们安徽大学,本科只有四年,如何教那么多重要的东西?因此只能教必要的东西。有两个必要:第一是专业必要,第二是人生必要,而会种庄稼和白菜非专业必要。我们今天有人也许说,樊迟要学稼,孔子批评他,并且骂他是个小人,这是歧视劳动。试想,如果有人跑到我们安大书记家里请书记教自己种白菜,会教吗?也不教,因为这不是安徽大学学生毕业的必要条件。到安徽大学来,双一流的学校和学生,要学更重要的东西,对人生、人类更加重要的东西。我曾经在毕业生里做过一个调研,让学生给大学教育提意见,很多学生很奇怪,有个学生提这样一个问题,说大学为何不教学生电脑打字?这怎么回答?我说,“大学怎能教你电脑打字?还不如让大学教补皮鞋呢!”所以,孔子的回答跟孔子所谓的歧视劳动毫无关系,孔子讲的是作为一个士应当拥有怎样最为必要的东西,也就是礼、义、信。作为一个国家管理者,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礼、义、信,治国要礼,做事讲义,做人讲信,这才重要。

《论语》中有这样一条,说孔子重新塑造了士,赋予了士完全不同的内涵。【13】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贡的问题有没有问题?士在孔子之前早已有之,周朝立国就已经确定了天子、诸侯、大夫和士。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子贡却跑来问孔子,这说明孔子已然赋予了士新的内涵。之后子贡又问不是以前的士又会是什么?实际上,子贡问的真正意思是,在老师心中,士应该是什么样子?所以子贡的提问,本身即已证明孔子重新赋予了士新的内涵。下面不用看,只看这个提问即已知道价值。当然我们还是来看一看,孔子讲出了士多种基本素质,譬如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一些有意思的细节:

孔子对学生提问,一般不做本体性、概念式回答,只做功能性回答。他会就不同提问给出不同回答,比如子贡的提问,孔子就其是一个外交人才而回应“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子贡又问,“敢问其次”,孔子回答“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再差一点则为“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哪怕再笨一点、傻一点、固执一点、不知变通一点,但好歹还是有原则,好歹也算是个士。孔子将士分为了上述三个层次。最后一句,子贡问“今之从政者何如?”说明什么?说明传统的士最终要做官,子贡带着士就是做官的观念而来,做官于士而言才是个正当、成功之路。前面老师讲了诸多做官之人当如何如何,而子贡连问三次实际上就是等着老师之士做官的回答。可是孔子后面都已讲到“硁硁然小人哉”还是没有讲到做官之人,于是子贡就继续追问,于是孔子回应一句“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光看口气便可见出意味。所以说,这段很有意思,读书应当这样读出信息来。在传统的定位中,做官是士,是士就应当做官。上面的对话,我们会惊讶发现士已然成为一种品格,不再只是一种身份。士是一种能力,是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言必行,行必果”。孔子认为天子、诸侯、大夫是身份,士真正的使命已然发生变化,不再只是做官的身份性要求,而这是对士定义的颠覆性变革。

值得注意的是,子路在同篇也有此一问,而且问的问题跟子贡一模一样,“何如斯可谓之士矣?”【14】我们刚才讲,提问本身就有价值,就有信息。子路的性格强势,和别人交往的时候总有一种盛情凌人的感觉,于是孔子说:“切切思思,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孔子教导子路同别人相处要随和、亲切。我们会发现,孔子这里仍然讲的是品格而不是讲身份,不是在讲做官。虽然没说到做官,但看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就知道了,它跟做官没有关系。做官就是“器”,所以孔子在《论语》里有一句话最重要,那就是阐述其教学教育的“君子不器”(《论语·为政》)。

耶鲁大学一个校长,在耶鲁做了20 年,据说是耶鲁史上校长时间最长的一个。他曾经做过这样一次发言,说如果耶鲁大学在4 年的本科教育里,培养出合格的专业技术人才,教育就失败了。当时没人听懂,认为大学教育不就是培养合格的专业技术人才吗?大家不都这么理解的吗?我们发的不都是专业毕业证吗?比方说我,我从安徽师大毕业,本科毕业就叫文学学士,因为我是这个专业。后来是文学博士,都是专业。可他为什么说培养合格的专业技术人才教育就失败了?听不懂。但我听得懂,为什么?因为我读过《论语》。两千多年前,有一个人讲的话跟耶鲁大学的校长讲的话一模一样,即“君子不器”,器就是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大学旨在培养君子,而不是培养器,培养合格的专业技术人员,这不是大学的首要使命。我们的大学培养出君子了吗?君子当然要有能力,但光有能力还不能叫君子;君子当然要有专业,但光有专业也不叫君子。所以我们说孔子带来士之内涵的变化,自原先的术士到最终的价值承担者,世道至于学,而终至于道。

所以孔子在教育当中增加了六个内容,也即六本书:《诗》《书》《礼》《乐》《易》《春秋》。我们在《论语》中,看到孔子跟弟子们讲的就是这几本书。《论语》中有很多次提到《诗经》譬如有一次孔子就跟弟子们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孔子教导学生一定要读《诗经》,因为《诗经》可以让人拥有“兴观群怨”四种品质。

我今天在大学里教中国古代文学,我是文学专业,中文。那教古代文学我是怎么教的呢?我把《诗经》拿来给学生们看,让学生们教我。是我们告诉学生们:《诗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三百零五首诗;《诗经》分三类编排,“风雅颂”;《诗经》中有三种主要艺术手法,古人概括为“赋比兴”。然后是《诗经》乃反映周代生活的一面镜子,里面有反映爱情、婚姻、阶级压迫、兵役战乱、阶级腐败的等等,好多分类。而每一类都以一首诗结束,教学任务完成后,考察学生掌握情况。考试完了以后,成绩超过60%,及格。学分拿到后通过了,超过75%,学位拿到,教学任务完成。我们实现了什么样的目标?让学生拥有专业知识,他们知道了《诗经》是什么,诸如此类。这是专业目标,这就是我们今天大学的专业教育。孔子是如何教的?孔子没说,只说一定要读《诗经》。弟子问老师为什么读《诗经》,孔子说读《诗经》可以让人拥有四种素质——兴观群怨。所以我们今天的专业教育和孔子的教育的区别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我们的教育是让学生知道《诗经》是什么,而孔子的教育则是通过《诗经》让学生成为什么。这才是真正的以学生为本。实际上,《诗经》不重要,只是一个手段,是一个教育资源,通过这个资源让学生获得某种素质,获得某种能力和品质。这个才重要,而不是让学生获得知识、让学生去填空。

什么叫兴?有情怀。什么叫观?有判断力。什么叫群?有责任担当。什么叫怨?有独立思考和批判能力。兴观群怨是孔子对士的要求。对于一个士而言,他要有情怀、有理想、有信仰、有判断力、有洞察力,这叫观;群是要有群体精神,有为公共服务的精神,有责任感,有能力又有责任感叫群;怨是独立思考,独立判断,永不满足。这是孔子对士的要求,兴观群怨跟做官、身份、地位都没有关系。所以孔子有一次就把这个问题抛给子贡,问他是不是认为自己知识很多。端木赐当然说是,而且说大家都认为老师知识多,也所以才能当大家的老师。端木赐很优秀,生意做得好,又是孔子私学的最大金主。但孔子为什么一直对他的评价都是在颜回的后面?大问题上也确实没有颜回境界高。如果拿这个问题问颜回,颜回是不会这么回答的。端木赐的说法,就是因为老师的知识多,这把老师贬低了。孔子之所以把这个问题抛给他,实际上也是以此教育更多的弟子,也教育我们两千多年以后的我们。一个人境界的高低跟知识没多少关系,境界高不高跟判断力有关系,跟记忆力没多少关系。

所以当子贡说就是老师的知识多时,孔子予以否认,并回答说“予一以贯之”:“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这段对话最精彩的就是一个多,一个一。多就是知识,知识就是多;一是什么,一以贯之的判断标准,也就是良知。知识以数量衡量,良知则不。有没有良知?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良知是一,知识是多,所以经过孔子的重新改造,儒和士的面貌焕然一新,士的人生目标也不再是士,而是承担价值。所以《论语》上有

这些记载:“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跟做官没有关系。这句话不是说君子不做官,而是说君子更重要的是忧道、谋道,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道是士最核心的内涵。子张说:“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论语·子张》)士是什么?是“见危致命,见得思义”,“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视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这些全部是对士进行重新定义,最好的定义是曾子的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可以看到,士最终的使命是价值承担。而且这段话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士不可以不同意,这一下把士从所有人处区别了出来,别人可以,但士不可以。我们读书要这样读,听话要这样来听,即:孔子讲士不可以的时候表明有人可以。什么样的人可以不同意呢?天子、诸侯、大夫。庶民百姓可以不同意吗?农,工,商都不可以不同意,士必须同意。这个社会什么人都可以堕落,知识分子不可以堕落;什么人都可以荒唐,大学老师不可以荒唐。孔子把士在道德上拔得很高,因为有了道德上的崇高,才有地位和社会评价的崇高。“士不可以”,这话很有力量。实际上,曾子讲话历来有力量。也因此后面发展成曾子一脉,《大学》,《中庸》,到《孟子》,我们发现这一派,譬如孟子,讲话是不是都特别有力量?思孟学派【15】的传统是一种精神的传承,所以我们读这样的话也格外长志气。回想一开始我们讲士的地位,生活落魄,气质猥琐,地位卑下,人格自不用说。可是到了这时,在社会所有阶层当中,士为最高,天子、诸侯、大夫、庶民百姓全都可以堕落,唯士不可以。这种自我身份的认知,不是说是对自己地位的认知,自我身份认知是对道德责任的认知,这最核心,它由孔子教导而来。

曾子比孔子小四十多岁,一心追随孔子。曾子有点执着,但孔子死后却把孙子交给曾子,可见对曾子的认可。当是时,孔子离世,曾子在众弟子中年龄也是偏小但非最小的一个,子夏与之相仿。比曾子大很多的也有,像子贡,冉求,宰予。可是为什么孔子把自己的孙子单单交给曾子?因为曾子心中有一种正气,孔子知道他能够正道直行。后来余英时也讲过,曾子这段话是古今以来对典型知识分子社会价值社会形象的概括和总结。【16】《论语》中另有一句话也是曾子讲的,与前面讲士之“不可以”形成对应,讲士之“可以”:“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泰伯》)。两句话放到一块看更有意思,一段话讲可以,一段话讲不可以。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士,我们能不能想一想,曾子讲的可以和不可以。可以什么?“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不可以什么?不可以“不弘毅”。这是对士极高的道德要求,这样高的道德要求必然会提高士整体的社会形象。

所以我们发现,汉语里凡与士有关的词都是褒义词,像我们今天的学士、硕士和博士。虽也有例外,但整体士的形象是好的。再比如战士、壮士、烈士、勇士,与士相关,也很正面。不得不说,这跟孔子和曾子有关,是他们赋予了士崇高的内涵,也因此凡跟士相关的词皆为好词,这是文化传统。

孟子讲“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滕文公上》),他对士很有信心。意思是,士任凭怎样欺负都会忠心不改。可想想即使有如今天流行的“你虐我千遍,我爱你如初恋”这般,也不能如此欺负。总是还得让士有一点“恒产”、给老师们好一点待遇,让他们体面一点对吧?我们的大学教授出了门搞得像孔乙己一样也不好,所谓“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尽心上》),很有志气,提升士气。“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这也是孟子讲的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有一天跟一个叫景春的人聊天,景春讲张仪、公孙衍是大丈夫:【17】一怒而天下震动,安居而天下熄。张仪和公孙衍乃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他们一旦震怒天下震动,一旦安居天下也就平静了,在景春眼中可真是大丈夫。孟子也很刻薄,他批评景春没读过书,认为“以顺为正”、屈服权贵乃“妾妇之道”,只是巴结讨好,算不上大丈夫。孟子举了个例子,说这只是女人中的小女人、女人中的小老婆,连

大老婆都算不上,更谈不上大丈夫。之后孟子讲真正的大丈夫应当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居天下之广居”,居住在天下最宽广的大房子里叫“仁”,“立天下之正位”的位是“礼”,“行天下之大道”的大道为“一”。“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得志之时与民共志,带着全天下之人一起走在正道上;不得志时,则一个人走在正道上。我喜欢“一意孤行”一词,大家会觉得这个词是贬义词,其实不然。哪怕是一个坏人,若敢于、执着于一意孤行也值得赞美。它是一种精神,有如孟子独行行道,“富贵不能赢,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所以我们说,读曾子、孟子特别长志气。孟子讲浩然之气,此气乃一腔正气。这样的一种士气、正气是自孔子而来,所以我们才说孔子给了中华民族一口气,也是这一口气让我们一直到今天,气壮山河。

再看王子垫问士。【18】孟子曰尚志,在被问及士是干什么时,并没有说干什么,而回答说“尚志”。尚志的回答和问题并不对称,问题是职业,可回答的内容士却不再是一个职业。孟子用错位回答告诉子垫,士并非一个职业、身份,而是一种志气、品格。那么何为尚志?孟子回应两个字,说是仁义:“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尽心上》)“居仁由义”,多好的一个词!如果在办公室墙上挂一幅“居仁由义”,我想也许会有一种天然的信任产生。孔子的很多话都可以挂在我们的办公室,诸如刚才提到的居仁由义,诸如与命与仁等。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多写一点孔子的话,领导干部呢?如观海听涛。子罕开篇就说:“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孔子不多谈利,但经常谈及命与仁。命是什么?责任。责任是什么?就是仁。所以命就是仁,仁就是命,与命,与仁。这是孔子讲的话,后来墨子怎么讲?“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墨子·修身》)。也就是说,士虽然有知识,但知识不是士的本质属性,有知识者流也有蝇营狗苟、畏畏缩缩的、鸡鸣狗盗之徒,但那不能叫士。士是什么?行,品行,德行。在社会上你行在什么道上?“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居仁由义”,这叫行,行才是士的本质特征,不是学,不是学问和知识。所以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孟子不但不是读书做官传统的开创者,恰恰相反,乃士传统的终结者。

近一百年来,人们说孔子“学而优则仕”,认为孔子的学问就是要做官,学习好了就要做官,这是不懂历史。“学而优则仕”真是孔子主张的吗?也许你会孔子之前的士都是这么干的,但实际上是从孔子开始才改造了士的人生使命。这句话是子夏讲的,是子夏概括孔子的办学形式的总结:“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这两句话需要注意顺序,“仕而优则学”在前面。如果把优解释为优秀,学习优秀的就要做官就错了,这个优有悠、闲暇之意。孔子那里,他是常在的,只是他的学生或在或不在,据时间而定。有的学生一段时间在一个地方做官,一段时间又被免职,任期到后新的职务没来之间就可以到孔子那里读读书,待有机会再去做官。子路随孔子四十年,并非成天跟着孔子听课,他也有家室,需要养家糊口,所以也一直在做官。他做乡长做县长,还到魏国去做官,都有做过,这就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学习有闲暇、有机会去做官,做官有闲暇来读书,这是终身学习最好的方式。

我一直想做这样的书院,有一批老师永远在,有空就来,有事就走。这种终身学习的方式直到今天也没有,就像我在开放大学,我们的使命就是所谓的终身学习,但是我做不到,学校仍然是学分制、学历制。什么叫学分制?学分制就有时间限制,来几年就必须毕业离开,与学校、老师再无关系。而真正的终身学习没有学分、学制、年限,只有校园和老师,随时来去,而这就是孔子的私学。过去我就私学写过一本书叫《教育六问》,序中提到教育曾经有过的高尚内容和优美形式。什么叫高尚的内容?就是孔子和弟子们讨论的那些。什么叫优美的形式?就是大家轻轻松松,来去自由。我们现在的教育内容并不高尚了,专业学完就找工作,形式死板,学分学制。这种学习不是说自己可以选择时间,而是硬性规定,所以我老是想恢复孔子曾经有过的办学形式。像我们现在,孔子家这么多人,能否再次办起来?孔众【19】可以试试。我可以帮你请老师,请三十六个老师,每个老师在学院十天,一年中的每一天都有人,多好。

所以这是子夏讲他老师的办学形式。古人也讲“学而优则仕”,但只是取其中的一个意思。科举考试以后,学习好了就做官,也许他们正好讲到《论语》上有这么一句话,但并没有很严肃、认真的用一种学术的方式表明孔子的办学就是学好了去做官。孔子从来也不反对做官,但孔子并不是把做官看成一个人必须的路径,也不是最重要的路径。做官说白了在孔子看来只是解决生计问题,而一个士的本质使命是弘扬道义。当然,弘扬道义也得活着,总得有个职业养活自己,如此既要承担道义又要活着,并且能够活着的时候其本职工作又能够更好地弘扬道义,其最好的办法就是做官,至少做官是一条可行的路。

我们现在要提到三个概念,这样便会明白孔子私学的意义。中国文化中有个重要概念叫“王道”,所谓王道乐土,与“霸道”相对。根据“士志于道”,我们提出“世道”,现在来看这三个概念:其一,王道。我们可以把王理解为形容词,这是好的意思。但它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即道是客观存在的。在社会伦理学领域中,道有道义、公平、正义等内涵。公平正义在一个社会中必须要有维护者,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可以有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但同时必须要有讲理之处。如果说让一个社会任何一个环节、细节,任何一个小小不同的场景、场合,都能合乎道义是不可能的。但一个社会必须要给我们一个基本保障,即天下要有说理之处,说理的地方决定了时代的不同。说理的地方在王处之时叫做王道时代,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他们在的时候,天下的道就在他们那里,如果受了不公正待遇,可以找尧舜禹汤这些人,让王来承担道义,这也就是王道时代。周朝刚建立时即是如此,比如周武王、周公、周成王,但渐渐的也会发现周王本身也不担道义。原因是一个其品行不够,第二个也是能力不足。周朝到最后时,周天子的地位也有所下降。西周末年到东周之初,诸侯国有如省长一样,周王则成为县长的模样,甚至到最后成为一个乡长。试问,乡长怎能管住省长,又何谈承担道义?

其二,霸道。何为霸?霸就是伯,伯在弟兄排行的次序中是老大,也就是大哥。所以他的意思是一个家族中在父亲有能力、有德性、理智清醒的时候,当家做主的是父亲,父亲老了,能力弱了,家里的经济地位也就下降了,甚至连自己的理智都不清楚了,这样谁来当家谁则是大哥,这就是所谓的霸道时代。所以中国历史上有王道时代,又有霸道时代,孔子则离霸道时代较近,而此时代的最后一个霸主孔子觉得谁还能够承担道义?齐桓公?第二个霸主晋文公孔子以为如何?孔子说齐桓公“正而不谲”,晋文公是“谲而不正”。【20】所以最后一个能主持公道者是齐桓公,齐桓公即诸侯们的大哥,这就叫伯,叫霸,霸并没有想象那般不堪。

孟子讲王霸之争,我们会发现他满怀感情。孔子出生时,霸已不承担道义,诸侯亦然,兄弟国间多不讲道义。孔子发现了这一问题,认为总得予道一安身之处,给普通人一个讲理的地方。于是孔子挺身而出,以士的身份担当道义。我们现在讲中国的道统,孟子讲道统,韩愈讲道统,孔子似乎不在,但尧传给舜,舜传给禹,禹又传给汤,汤传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又传给了谁?孔子。从孔子才传给孟子,才有后来韩愈的说法。有一句话说,“轲之死不得其传矣”。【21】孟轲死了没了?韩愈想该轮到了自己,可是显然他的地位达不到,所以中国的道统是这样。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到孔子、孟子还不用担心,只是韩愈讲到轲死后不得传。实际上也不用担心,因为孔孟只是士人的代表。到孔子以后,担当道义的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一群人,这一群人就是士。士中有杰出的代表固然好,像孔子、孟子这般,可没了他们也没问题,因为天下所有的士共同承担起一片道义的天空。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孔子很了不起,但我一直在讲一个话题,就是孔孟的儒家和战国时代的法家有什么大的区别?我们说,法家讲国,孔孟讲天下,格局不一样,就像我们今天讲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天下眼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眼光,不是一个国家的眼光。如果这样则显得偏私,动不动讲国家利益,而是要讲天下、人类利益,这样境界就高了,而我们的儒家就讲这个。但要注意,即我们的儒天下不是一个疆域概念,不是领土、地理概念,不是承载于领土之上的子女玉帛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儒家赋予天下以文化属性,像仁、义、礼、智、信、忠、孝、悌等价值观的概念。比如说亡天下,它就不是指领土失去,而是文化思想价值的消亡,所以才会有后来顾炎武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顾炎武讲天下兴亡,不是说天下亡,国家可以亡而天下不能亡,所谓“国破山河在”。【22】国没有了,山河仍在,就是天下还在,物理的天下没法亡,文化的天下可以亡。如果什么都没有了,“仁义充塞”,“人将相食”。【23】哪怕天下“仁义充塞”,“人将相食”,每个人也都有责任坚持不吃人、坚持仁义,所以“匹夫有责”。天下可大可小,大到宇宙,小到个人,一个匹夫。就这样,由王道到霸道再到世道。孔子了不起的地方是为价值找到了一个可以靠得住的可以代代传承的群体。

如同我们刚才所讲,尧传给舜,舜传给禹都没有问题,但是禹往下传,夏朝那么多年,就一个禹算有道德,以后之人就没什么道。多年传一个汤,这中间多年老百姓就过的无道之日。这样以后又过了几百年才传给文、武、周公,从商汤开始的这几百年老百姓便暗无天日。所以后来韩非子算了一笔账,说如果一定要等到一个圣明的天子出来,可以一千年老百姓只有一年好日子过。为什么呢?因为世袭制不可能公正,哪怕上一代公正,下一代不一定公正,所以王道没法传,霸道也没法传。比如霸道,就传一代,齐桓公那里还可以,谢文公就不行了。但世道可以,因为世道不是一个人。世道不是靠一脉相传,孔子代表道义,孔家人到今天八十多代了,代表道义的、担当道义的也不是一直都是孔家人。孔子不偏私,孔子教的学生无分姓氏,当然其中也包括姓孔的。他教的是天下人,《论语》给天下人读,他是天下人的大成至圣先师,把天下人都看成是自己的精神传人。所以我们每一代能够代表道义,代表者是一群人,在整个天下。我们今天的14 亿人中总有一批人靠得住,这样道义就保住了。

此外,重要的是还实现了政教分离,道统脱离了正统。以前政教和一,王代表道义,既是世俗之王,又是道义的代表。他既代表权力,也代表真理。一个人如果既是世俗权力的代表,又是真理的代表,这个天下会很糟糕,这就相当于裁判就是运动员。所以人类的政治理性第一步就是实现政教分离,西方用宗教教皇和国军分离,中国古代以孔子及以他为代表的历代之士为道统代表,而皇帝作为正统代表,所以中国古代的皇帝历朝历代,从汉武帝开始,从汉高祖刘邦开始,所有帝王都要祭孔。为什么?因为帝王代表最高权力,而孔子代表最高真理。历代帝王三大祭,祭天地,祭祖宗,祭孔子。孔家人很厉害,全国人都要祭孔家祖宗,我自己每年也都要到曲阜去祭孔,带着一帮学生好几千人同去。因为孔子是中国文化的祖宗,孔子给了我们一脉。这样我们就有了地位,就像我今天在大学当老师,不是有知识,也非专业技术人员,但我有着更高的体任,我代表道义。

春秋时期,孔子时叫大夫士,后来倒过来叫士大夫。由士而大夫,士大夫就是价值系统和权力系统,事实价值系统。大夫是权力系统,大夫士是说一种等级制度,天子、诸侯、大夫到士的等级制度;士大夫是说一种晋升制度,先是士,后晋升为大夫,所以中国古代一般讲士大夫。今天举个例子,比如我叫士,我们的书记就叫士大夫。为什么?因为他的身份有士,但比我们的身份多了一个书记,所以叫士大夫。因此,代表价值同时又行使管理国家权利的叫做士大夫。所以这个词的结构很有意思,代表一种事实价值系统。大夫是什么?是权力系统。把两个合起来就代表价值管理国家。它本质上代表价值系统,而不是权力系统,所以士是他的精神底色。以中国文化价值系统而言,儒教始终处于主体地位,用余英时的话说,就是佛道两教在祭祀方面要退出其次,这正是传统中国的社会良心为何必然要落在士身上的背景。【24】今天的西方人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良心,认为他们代表人类基本价值,是理性、自由、公平等的价值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批判社会上的不合理现象,另一方面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熟悉中国文化史的人不难看出,西方学人刻画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和中国士人形象极为相似,西方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如果我们把它整合起来,核心的东西还是中国传统关于士的定义,是曾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仁以为己任”(《论语·泰伯》)的表达。如果根据西方的标准,士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便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知识分子的功用。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社会管理者不光只是皇帝,还有士的参与,所以说是共治天下。中国古代的皇权社会之所以能延续两千多年而未崩溃,就是因为平衡良好而不至于走入极端。例如汉桓之际,汉桓帝与汉灵帝时代即是历史上著名的“党锢之祸”【25】的时代。当时全国各地的到访者达三万之多,他们互称同志,以士德、仁德对抗黑暗,同志一词由之而来。于此党锢名士理应为朝廷罢免,然其归乡后,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这也是士群体所代表的社会良心的典型。一旦被朝廷开除,结果便不是朝廷取胜而是朝廷失败;不是被开除的士丢脸,而是朝廷丢了脸。因为朝廷拒绝道义,所以当时的社会评价即是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因此朝廷不能和一批正直的士大夫任意割裂,这会导致朝廷道德水平及社会评价的降低,东汉最后悲惨的结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是把士从朝廷赶了出去。如此这般朝廷便不再是道义的代表,也便失去了统治。于是士占据着天下的道德优势,也因此道一直寄托在高尚的士大夫们身上,士大夫在哪里,道便在哪里。因此,朝廷要有道来统一天下,只有权没有道不行,好的朝廷一定有士大夫,士大夫集聚道的精义。

文天祥的《正气歌》【26】开篇即写士气:“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行。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中国古代讲士,虽然此诗讲的正气,然正气即是士气。“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文天祥死后,人们在其衣袋上发现了几句话:“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至仁。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衣袋赞》)宋朝灭亡的最后一战即崖山之战,此战极为悲壮,数十万军民跳海为国,因此虽败尤荣。这有一个问题,就是宋朝何以到了最后还有如此之多的人为之殉国?这是由于士大夫并不曾抛弃宋朝,人民也不曾抛弃宋朝,人们为外族入侵到海边最后哪怕是跳海也不曾抛弃宋朝。所以这叫亡国而非亡天下,当他们集体跳海的刹那,天下即已被维护。

今天流行的“汉奸”一词出现在明朝。朱元璋始,明朝皇帝们已不再尊崇孔子,据说朱元璋痛恨孔孟,尤其是孟子。由于读书人要祭孔,曾经每个县里都有孔庙、文庙,但朱元璋下令只有国家才能祭孔,道义由是消失。实际上,朱元璋因为仇视孔子,并不想祭孔,哪怕只有国家。提到孟子,他只说了一句话,即孟子如果活在明朝早将之砍掉。试问,他究竟砍掉了什么?是道义。也因此南明王朝灭亡时的历史我们不忍去读,为什么?因为读不下去。可是满清只有十万人,何以能够横扫中国?它靠的不再是满清军队,是汉奸。那为何会出现这么多汉奸?因为士气尽无。士气被砍,于是皇权专制独裁、气节微俗,想保住王位、保住国家,却失去了整个天下,这不得不令人唏嘘!

进入近代后,鸦片战争、甲午海战使得中国沦陷,但也就是此时的中国绝地逢生。今天的中国有如此高的成就,一如鲁迅曾讲过的一句话,中国注定成为世界民族的典型。为什么?因为中国如果将来亡国,那么中华民族灭亡将是中华民族给世界其他民族的警告;如果中国不亡甚至复兴,又将证明人类的伟大。中国的典型意义在这里。混成中国这样还不灭亡,全因天下这些有识之士,而天下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只要有一个人在,只要他还有一口气,这个天下就还在。所以中国经遇了鸦片战争、甲午海战等等,最后什么也没保住却留下了士气。这时睁眼看世界的是士,翻译《群己权界论》的是士,公车上书的是士,戊戌变法的是士,为变法而留学断头走上刑场的还是士;写出《少年中国说》呼唤中国自新自强的是士,成立兴中会的是士,在黄花岗振背一呼而慷慨就义的还是士;推翻两千年帝制的是士;鲁迅弃医,天华蹈海,秋瑾洒血,徐锡麟挖心等等都是士。中国没有这些士,将不可能存在。再有,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是士,胡适是士;咱们今天在安徽,胡适是士,陈独秀也是士。李大钊是士,徐秋白也是士,如此等等。中华民族历经苦难而不灭,靠的是全是自孔子以来一脉相承亘古不绝的士气。有了士与士气,中国才能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中华民族也才能够延绵至今。

鲁迅曾经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27】这些人的精神自何而来?那就是孔子,孔子就是那个铸造民族脊梁的人。

 

 

注释:

【1】“六艺”指与后文小六艺相区别的大六艺,又称为六经。六本书分别是《易》《书》《诗》《礼》《乐》和《春秋》。
【2】《说文》:“士,事也。”

【3】“考试”即考仕,考一考是否合格,是不是一个士,能不能为国家所用。

【4】指开会的所在地安徽合肥(安徽大学)。

【5】指复旦大学青年教师持刀杀人事件。

【6】见《墨子·非儒下》。

【7】语出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意思是评论国家大事,写激浊扬清的文章,把当时的军阀官僚看得如同粪土。

【8】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孟子的意思是说:“有上天赐予的爵位,有俗世认可的爵位。仁义忠信,好善不疲,这是上天赐予的爵位;公卿大夫,这是俗世认可的爵位。古代的人修养上天赐予的爵位,俗世认可的爵位也就跟着来了。现在的人修养上天赐予的爵位,为的是追求俗世认可的爵位;若已经得到俗世认可的爵位,便放弃上天赐予的爵位,真是糊涂透顶,到头来连俗世认可的爵位也会丢掉。”

【9】钱穆先生在《孔子传》中对孔子早年的论述当中提到孔子十五有志于学,其中提到当时士族

家庭多学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以为进身谋生之途,是即所谓儒业。而儒乃当时社会一个行

业,已先孔子而有的说法:“惟自孔子以后,而儒业始大变。”惟有孔子“欲其弟子为道义儒,

勿仅为职业儒”,下文“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即告子夏者即是此意。

【10】 见上注。

【11】《汉书·艺文志》记载:“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

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叙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12】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

【13】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踁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

【14】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论语·子路》)

【15】“思孟”指子思(孔子之孙孔伋)和孟轲。孟轲曾受业于子思门人。

【16】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126 页。

【17】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18】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尽心上》)

【19】孔众:孔子第78 代孙,是一名企业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世界孔子后裔联谊会副会长。父亲孔德墉先生,孔子第77 代嫡孙末代衍圣公孔德成先生的从堂弟,续修《孔子世家谱》的发起人和组织者。

【20】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论语·宪问》)

【21】出自韩愈的《原道》篇:“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22】出自杜甫的《春忘》:“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23】《孟子·梁惠王上》:“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24】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

【25】党锢之祸指的是中国古代东汉桓帝、灵帝时期士大夫与贵族等对宦官乱政现象不满而与之发生党争的事件。

【26】《正气歌》乃南宋文天祥狱中所作,五言古诗。诗歌开篇点出浩然正气存之于天地之间,待时穷之际必然外显。随后连用多个典故皆历史名人,所作所为皆显浩然之气。接着说浩然正气贯日月、立天地、为三纲之命、道义之根,后联系自己命运,虽然兵败被俘,且身处恶劣牢狱,但一身正气终将抵御各种邪气、疾病。全诗情感深沉,没有雕饰,铿锵有力,直抒胸臆,充分体现了作者崇高的民族气节及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27】鲁迅:《鲁迅杂文集·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杂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年版,第283 页。

 

 

作者:鲍鹏山

整理:张荣荣,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编辑:孔祥玮

审核:孔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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