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人对于自身的生产与发展具有一定的自觉。人口的生产与发展不同于其他物种的生产与发展，其他物种受制于自然环境与食物链，而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意义在于人有文明教养。孔子对“仁”的诸多论述，体现了儒家尊重人性的伟大思想。

《论语·子路》篇记载，孔子到卫国，看到卫国人口众多，感叹地说：“庶矣哉！”弟子冉有给老师驾车，听了老师感叹卫国人口众多，就问老师：“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说：“富之。”冉有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子曰：“教之。”这段对话，就是孔子的“庶富教”的思想，即先有充足的人口，再使民众富裕起来，再进行教化。“庶富教”的人口观奠定了儒家与中国传统人口思想的基调，符合人口生产与发展的规律。“庶而不富，则民生不遂”，“富而不教，则近于禽兽”。中国的文化传统不仅重视人口数量的增长，而且更重视人口的教化与文明延续。

夫妇是人口生育的前提。人的生产首先是男女的结合。《周易·序卦》论述了天地、万物、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组成人类社会的七个要素及其派生秩序。在这个秩序中，夫妇正好处在中心位置，其在人类社会中的基础作用不言而喻。

“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就是《序卦》所言的“七要素”在礼仪之下安放好，达到“致中和”的状态。这个状态正是中庸之道。只有君子才可以做到中庸，而“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原因正是夫妇之道中也有君子未必知晓的道理。“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夫妇之道为什么难以知晓，笔者以为，原来不认识的男女结成夫妇，之前既没有共同的生活经验，也不知道对方的性格，却要生活在一起，完成下一代的生产与抚育，这就需要彼此的包容、理解与支持。

成年男女结合就可以完成生产后代的任务，为什么儒家一定要强调夫妇的重要性。这是由于人类生产与抚育的特殊性造成的。人口的生育，生是第一步，育是第二步，而“育”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夫妇的作用不只是生，还有育。从“成人”的意义上说，“育”更重要。把孩子抚育成“人”，即从伦理、道德、品格、责任等方面承担社会义务，传承人类文明，随意结合的男女无法完成这个任务。作为以教化为己任的儒家，强调男女结成夫妇之后，才具有生育的合法性。《大学》篇：“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正是这个道理。“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恒久的夫妇关系，才能提供抚育孩子的稳定的家庭环境，进行完善的人格培养。

家庭是抚育孩子的基础。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对于人口的抚育既要关注当下的家庭需要，又要着眼于代际传递。

新家庭的组建以婚礼为起点。婚礼之后，有了孩子，新婚夫妇的角色成了父母。孩子成年后，举行冠礼（成人礼），意味着又一个新家庭即将组建。等新的家庭有了孩子，原来家庭的父母就成了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等祖父母、外祖父母去世的时候，孩子们给他（她）们举行丧礼，让他（她）们有尊严地离开人世。等到了春节或他（她）们的忌日，就会举行祭礼。儒家倡导与维护的传统礼仪：冠礼、婚礼、丧礼、祭礼，是人生的重要礼仪，蕴含着丰富的人道教养与文化传承意义。而这些以家庭为场域的教化活动，无疑都是人口抚育与价值培养的重要环节。

祭祀祖先的追远意义在于通过祭祀上五代或始祖，来构建家族共同体意识，强化族群观念。这对于家族的延续具有重要意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看似是人口生产的问题，其实也是家族文化延续的需要。“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是孝的体现，但是如果没有后人，靠谁来继承志，靠谁来传述事？

家谱是一个家族的世系图，也是家族生育制度的维护者，起到保证人口的生产、可持续发展与文明代际传承的指导作用。家谱对于家族先人的嘉言懿行予以记载，激励后人奋发有为，家规、家训、家风对后人起到规范与教化作用，防范作奸犯科，引导积德行善。儒家通过论述与阐释，以及推动礼仪制度建设，逐步形成维护现实、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家族文化与生育制度。这种融入仁爱、孝悌等伦理的价值体系及其制度保证，使得中国人对于修身、齐家具有积极态度。这正是社会发展所需的稳定的人口生产、抚育与文明教化的保障。家庭的稳定与家族的延续，保证了家族成员的生产与延续，这对于家庭来说，是家里的事；对于国家与社会来说，就是文明的延续性发展。中华文明数千年绵延不绝，得益于千万个家庭与诸多家族承载的人口生产与抚育的功能。

社会是人口生存与发展的保障。人出生之后，从自我生存能力上说，新生儿需要母亲的哺育，需要父母的照顾。“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新生儿至少需要父母养育三年，才可以脱离父母的怀抱。三年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就要逐步接管抚育孩子的职责。因此，人从出生到长大成人，要有家庭与社会的共同抚育。

孟子对于仁政的论述，是儒家关于社会抚育与人口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论。孟子认为，决定人口多少的因素除了家庭人口生产之外，更重要的取决于政治因素。《孟子·梁惠王上》记载，梁惠王向孟子抱怨“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但是，“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梁惠王自认为做得很好了，但是百姓的数量却还是没有增长。孟子用“五十步笑百步”的比喻指出了梁惠王的问题所在。梁惠王施政只是量的增减，而不是根本上的改变。河内歉收，就把百姓移到河东，把粮食移到河内，“河东凶亦然”。但是，孟子看到了更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

当孟子告知王，你的“大欲”所导致的后果不只是“缘木求鱼”，“缘木求鱼”最多求不到鱼，但是“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在孟子看来，如果不施行仁政，是得不到民心的。儒家之所以强调统治者的角色是“民之父母”，其意义在于强调其对民众的社会抚育与教化责任。

作者：孔德立，孟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山东省泰山学者，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