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氏家族系指以中国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为一世祖，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逐渐子孙繁衍而形成的大家族，孔氏家族女性指孔子直系子孙的“妻”与“女”。秦汉以降，历代帝王尊孔崇儒，对孔子后裔恩渥隆重。从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孔子第十三代孙孔霸获赐“关内侯”、食邑八百户以祀孔子（《汉书》卷八十一《孔光传》）开始，孔子后裔获得封爵以奉祀孔子延续近2000年。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孔子第四十六代孙孔宗愿获封“衍圣公”。其后，历经宋、金、元、明、清和民国，至1935年方将这一封号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其间，这一封号和爵位绵延八百余年，虽屡经朝代更迭，孔氏家族却世享“荣爵”，成就了其在中国古代社会“天下第一家”的传奇。

孔子后裔，作为孔子身后荣爵的直接承袭者，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孔子和儒家文化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独特象征。与之相应，孔氏家族女性，作为孔子的女性后裔，亦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女性形象的标识。因此，借助孔子女性后裔这一特殊群体，或可还原中国古代女性教育和生活的更多历史侧面。本文拟对清代孔氏家族的女子教育和女性诗人群体进行考察，借此管窥清代乃至中国古代正统和主流的女教观念与女性形象。

春秋末年，孔子不仅设教杏坛，开私学之先河，亦授学子孙，创立孔氏家学。自孔鲤之后，孔氏后裔即将学诗习礼奉为祖训，以传承和发展儒学为己任，不仅在经学和文学等领域成就斐然，亦形成了“诗礼传家”的家学传统。

与之一脉相承，孔氏家族亦十分重视其女性成员的教育，这一点可从大量史料中得到印证。如孔子第75代女孙孔祥淑“六岁随兄若弟，从袁石斋先生学”，“诸兄学诗，夫人亦诗；诸兄学文，夫人亦文”。15岁时，家人为其延请泾石公，学习“修己御众之道”和“行文作诗之法”，“诗学大进”（刘树堂：《孔夫人家传·韵香阁诗草》）。可见，孔祥淑自幼即受学名师，并且与男性后裔接受了近乎相同的文学教育。又如第73代女孙孔璐华在《哭父六首》中有诗云：“痛想父言犹在耳，提携亲授国风篇。”并注解道：“余幼年先君口诵国风，指而言曰：‘愿汝他年能知此义。’”可见，她幼年时，父亲即亲授国风，督责女儿的教育。再如第68代女孙孔丽贞在《籍兰阁草》的自序中称：“余幼居深闺中，蒙二亲顾复，朝夕不离左右。每花晨月夕，吾父与伯兄，共四方执友，流连诗酒，竟日方休。我母，春则烹新茗，夏则设盆冰，秋则焚兰香，冬则煮佳酿，以待吾父归来。兴若未阑，或评诗，或玩月，或理琴敲棋。”不难发现，这种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的文学交游兼具教育功能，并向其女性成员“平等”开放。综上可知，孔氏家族非常重视女孙的闺阁教育，或延聘名师、或父母亲授、或在日常生活和人际交游中教育习染，表现出对妇学和女教的高度重视。

此外，孔家女媳大多来自名门望族或书香门第，闺阁时期一般接受了良好的家族教育，于归后，受孔氏家族推重妇学氛围的影响和支持，往往迎来诗文创作的高峰期。如第66代女媳颜小来，“幼端慧，从父受书，旁及琴奕。夫既早亡，矢节甘贫，逾六十载”，与孔家女孙孔丽贞等时相唱和，有《恤纬斋诗》《晚香堂词》行世。又如第67代“衍圣公”夫人叶粲英，早年“工诗善画，与姊宏缃齐名，有‘闺中二难’之称”，于归孔家后，多有唱和之作，著有《绣馀草》《听鸟草》（孔宪彝：《阙里孔氏诗钞》）。另如第72代女媳朱玙，“功习诗词、绘画、隶楷”，其日常诗文及唱和之作结集为《小莲花室遗稿》，并收录多位孔家姻众的题诗或评跋。

清人孔宪彝辑《阙里孔氏诗钞》收录孔家闺秀诗人18位，收其诗106首。其中，收录女孙6位，诗作55首；女媳12位，诗作51首。作为孔氏家族的家集，《诗钞》对闺秀诗作的公开选录和刊刻，清晰阐明了孔氏家族的立场：作为孔子的女性后裔，孔氏家族女性亦是孔氏家学的重要继承者和传扬者。因此，无论是对其“为女”之时文学教育的重视，抑或是对其“为妻”“为母”之后文学才华和文学声名的奖掖，均体现了“诗礼传家”的女子教育风习。

正是由于孔氏家族对女子教育的重视和女性才学的奖掖，使有清一代孔氏家族涌现出大量女性诗人。据现有史料，可考者40余位，包括孔丽贞、孔素瑛、孔传莲、孔继孟等孔家女孙，以及颜小来、叶粲英、蒋玉媛、叶俊杰等孔家女媳各20余人。每人均有诗词专集或诗作行世，共计刊刻诗词专集30余部，仅现存诗作即逾千首，其日常创作当更为丰富。她们的诗词作品不仅在家族内部流传，亦在社会公共领域获得了较大范围传播：地方志广泛著录，并列入《艺文志》，如《续修曲阜县志·艺文志》收录18位，收其诗50余首。入选清代颇具影响力的诗词选集，如《国朝山左诗钞》（含续钞和钞后集）收录12位，收其诗40余首；《晚晴簃诗汇》收录12位，收其诗50余首；《国朝词综》（含续编）收录4位，收其词5首。入选清代最具代表性的三部女性诗歌总集，如《撷芳集》收录7位，收其诗30余首；《国朝闺秀正始集》（含续集）收录11位，收其诗15首；《国朝闺秀诗柳絮集》（含校补）收录28位，收其诗140余首。部分女性诗集被《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收录，少数女性诗集得到清代重要文人为之作序，并获极高赞誉。如该提要评价孔丽贞《鹄吟集》“其所为诗，清丽绝俗，声律允谐，为闺阁中不可多得者”、孔璐华《唐宋旧经楼诗稿》“是编所收咏事、咏物、即景、抒怀之作，兼而有之，收集之富，实为闺阁中罕见者”。另如孔祥淑的《韵香阁诗草》得到清代著名文人邹振岳、赵实、刘印庚等为其作序。其中，桐城派后期重要代表人物吴汝纶盛赞其诗曰：“于雕刻山川、凭吊厄塞之作，以为古所称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者，殆不是过。”

尽管清代是女性文学，尤其是家族女性文学异常繁荣的时期，但在一族之内出现如此众多的女性诗人，且几乎人人能诗，人人有集，诗词创作数量之丰，文学水平之高，传播之广远，依然罕见。

孔氏家族女性不仅在诗词等文学领域成果丰硕，而且博学多才，涉及经史、书法、绘画、医药、篆刻和音律等诸多领域。如孔淑成“工书善弈，通经史，年七岁即能诗”（孔宪彝：《阙里孔氏诗钞》）；孔素瑛“精小楷”，工写山水画毕“即题诗自书之，时称‘三绝’，片纸人争宝贵”（《国朝闺秀正始集》卷一）；孔兰英“工绘事”，“其《汉宫春晓图》工致微妙，必传之作”（《国朝闺秀正始集》卷十二）；颜小来“既侍夫及舅姑疾，博涉方书，常自制丸散，以济乡里之茕独者”；孙苕玉“通书史，解音律”，“荃溪从伯所制乐府，皆为按拍，令诸婢歌之”（孔宪彝：《阙里孔氏诗钞》）。

此外，孔氏家族女性在践履妇德规范同时，又表现出比较清晰的女性意识。具体表现为：其一，她们以“女史”自称和互称，对自古以来的妇学传统进行自觉梳理，并将自身置于其中，为女性的文学行为寻求渊源流自。如叶俊杰在《学静轩遗诗》的序中称：“读《山左诗钞》，如赵云庭、周淑履诸女史，皆足继古名媛。叔凝之诗，未知与诸家何如？”寥寥数笔即点出源远流长的妇学传统，并将孔淑成（字叔凝）置于其中。其二，她们依托血缘和姻亲关系，通过诗词唱和、歌咏题跋、结社交游等文学活动，组成了一个孔氏家族女性诗人群，于闭塞的闺阁之外，建构了一个开阔丰富的精神空间。如朱玙“年二十归孔氏”，与叶俊杰“初执弟子礼，继则情同母女。”（朱玙：《序·小莲花室遗稿》）其三，她们从女性视角出发，批评忽视或歧视女性的现象，表现出一定的批判精神，少数女性甚至表露一定的平权意识，发为近代两性教育平权的先声。如孔璐华反对将安史之乱归咎于杨贵妃：“君主误在渔阳事，空把倾城咎妇人。”又如叶俊杰公开批评北方不重闺秀诗作，孔淑成卒后，她联合孙会祥、朱玙等孔家女性为其搜捡遗篇，编成《学静轩遗诗》，并为之校对、刊刻、作序和题诗，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女性意识和声名观念。另如，孔祥淑七岁时，面对先生所说：“尔读书不过记名姓耳，不似尔弟兄博取科名也”，问道：“不科名即不读书耶？”“晓义理何分儿女耶？”（刘树堂：《孔夫人家传·韵香阁诗草》）从日后行迹来看，其才学和心志亦超出对传统性别规制的简单遵从。

综上所述，与清代一些保守文人力倡“才可妨德”“才高累德”，甚至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点而排斥妇学和女教不同，孔氏家族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妇女德才兼收并蓄、相得益彰的融通态度，从而为孔氏家族女性的文学成就及多方面发展提供了可能，进而培育出卓然而立的女性诗人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