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登于《人民政协报》2019年11月26日，是陈来教授在福建平潭两岸国学中心上的演讲稿，旨在从“学”入手，讲述孔子的教育理念。

陈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孟子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山东省特聘儒学大家

今天讲孔子的教育思想有两个特点：

一是，我们谈的孔子的教育思想，统称为孔子的教育理念，就是在孔子的具体教育方法和教育观念之上，找到他教育思想里比较根本性的东西。

二是，以往我们更多的是从“教”的角度关注孔子的教育思想，比如孔子的“有教无类”，就是不分对象来接受愿意受教育的人；具体的解释，就是孔子主张不分社会背景、不分家庭出身，不管贫富，只要愿意学习，孔子都接受。还有，比如《论语·述而》中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说的是孔子教学生的内容。这些都是从“教”的角度，来理解孔子的思想。

基于这两点，今天我们从“学”的角度入手，来看孔子思想中那些重要的理念及其意义。

一、好学

以往，大家容易忽略孔子“好学”这一观念，也并没有把这一概念看作是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基石。由于我是学哲学出身，所以大约20多年前我在讲先秦儒学史的时候，就想到这一观念的重要性。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西方哲学起源于希腊，那么希腊哲学家如何理解“哲学”这一概念呢？他们认为，哲学就是爱智，爱智就是哲学的本质。以爱智为中心的西方哲学传统，对后来西方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早在上世纪初，中国很多从事中西文化比较的学者就尝试找到一些概念，来与西方的学术传统作对比。比如，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的哲学及其文化传统中能不能找到一个概念来与西方的哲学传统——爱智作对比？有学者就表示，如果从儒家思想中找的话，儒家应该是“明德”，这应该说是一个有益的探索。如果从儒家的传统来讲，儒家之后的两千多年的沿袭传承，将其概括为“明德”也是言之成理的，对此深有启发。

我在讲课的时候发现，“爱智”这一概念，如果从词的组成来讲，爱就是喜好；智是智慧，是与教育、学习有关系的。那么，在中国哲学中有没有与此相接近的概念呢？于是，我想到了孔子思想中常用的一个观念——好学，这个“学”就更直接地与教育、学习相关了。因此，我就对“好学”这一观念给予了关注。关注的结果就是我认为，“好学”这一观念绝对不是孔子思想中一个普通的概念，甚至可以说，“好学”是孔子整个思想里面具有核心意义的一个基础概念，是他整个思想体系的基础。

因此，从孔子的教育思想中来看待“好学”的意义，首先要明确这一概念在孔子思想中的重要性。

孔子特别强调道德教育、道德培养和道德实践，可以说这是儒家思想的一个特点，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本质。孔子出生于春秋末期，这一时代的最重视的核心价值是忠和信，这两个字应该说代表了春秋时代这个宗法封建社会对人们的道德要求。但是孔子讲：“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丘指孔丘，孔子的自称。这句话的意思是，即使只有10户人家的地方，也一定能找到像我这样讲忠信的人，但一定找不到像我这么好学的人。孔子的意思即是说，在当时的社会，能够拥有忠信美德的人并不少见，而好学的人非常罕见。他拿自己举了一个例子，在孔子看来，好学是比忠信更难得的一种品质、德行。当然，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最高的美德是仁，我们不能说“好学”比仁更难得，但很明显，“好学”是一种难得的品质，这是孔子的一种看法。如果把“好学”也作为一个德行来讲，比起忠信之德，好学之德指向的是不同的方面。忠信应该指的是社会伦理层面，标志着人的美德德行；而“好学”应该主要面向的是一种教育活动。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学”和“好学”的观念作为进入孔子教育思想的第一个阶梯和门槛。

举几个“好学”的例子。在《论语》中，有两次对话，第一次是孔子与鲁国的国君鲁哀公的对话，鲁哀公问孔子：“你的学生中谁是最好学的呢？”孔子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孔子回答说：“有一个叫颜回的学生好学，他从不迁怒于别人，也从不重犯同样的过错。不幸短命死了。现在没有那样的人了，没有听说谁是好学的。”按照孔子的说法，直到他跟鲁哀公对话那个时代，除了颜回以外，他教过的学生再没有第二个好学的了，这也是非常罕见的。他对颜回的评价非常高，就体现在颜回的好学。

还有一个对话，是季康子问孔子，季康子是鲁国的大夫，他也问孔子这个问题，说“弟子孰为好学？”孔子的回答与回答鲁哀公的一样，说：“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这两个例子说明，一是孔子对颜回好学的优点的称赞是一贯的；二是体现了孔子在教育方面对好学是非常重视的。

从以上例子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孔子对“好学”的高度重视，也体现出了他教育思想中的另一面。这也是我们不采取从“教”的角度进入探讨孔子的教育思想，而是从“学”的角度切入的原因。

如果说，我们从“好学”观念入手，证明孔子对“学”作为教育的高度重视，那我们再来看《论语》的第一篇第一句话就更容易理解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是孔子的弟子所编，可是为什么他开篇不讲其他内容，单单把这句话编在了第一篇的第一句呢？我想应该有些学生对孔子重视学的思想有着深切的体会，故而把这一句放在开篇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如果从这个角度读论语，那么很多篇章都可以重新做一些解释，强调学对孔子的意义，强调孔子重视学的意义。

比如，刚才讲“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耳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找不到像“我”这么好学的人了，这是孔子的自我刻画。另外，孔子还讲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学术生命历程所做的总结。

如果我们重新从重视学的角度来讲个人学术生命成长的话，而“志于学”就包含了好学的意思。志，可以说也包含了好学之志。因此，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孔子志于学的结果，都是跟他的“学”联系在一起的；也可以说，从第二句开始都是在讲他自己好学，学在不同阶段所达到的一种结果和状态。于是，可以说，好学、志学是孔子思想发生学的一个起点，也是他学术生命的逻辑起点，还是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基石。因此可以说，好学、志学在孔子思想里是非常重要的。

前面讲到孔子把好学看成一种美德、一种德行。如果研究伦理学的学者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讲美德的话，智、仁、勇（《中庸》称之为“三达德”）不就是孔子所重视的吗？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不是可以说好学不是孔子所重视的美德呢？

其实，美德有不同的种类。比如，借用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美德理论体系，德性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智的，一类是伦理的。伦理的德性指的可以是智、仁、勇。

因此不能说只把伦理的德性看成是美德，还有理智的德性也应该受到关注。当然，这两种美德的生成与培养可能是不一样的。亚里士多德的美德理论给我们一个启示：古代思想家所提出的美德，不能只看那些伦理方面的，还要看伦理美德之外还提供了什么美德。

所以，这对于我们理解孔子的“好学”是不是一种美德也是一个启发，那就是美德不是单一的，它可以是跟教育有关系的其他类型的美德。

最后再举一例来看孔子对“好学”的强调，就是孔子对“六言六弊”的论述。《论语·阳货篇》讲：“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由是仲由、子路，孔子问仲由，你有没有听到过“六言六弊”？子路说没有。接着孔子又说：“‘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这几句讲了仁、智、信、直、勇、刚六个道德德行和好学的关系，对我们了解孔子的思想、了解孔子怎么把好学、怎么看待好学这一概念的重要性是很有帮助的。

而孔子讲的这六种德行，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可以归结为伦理德性这一类。我们也认为，儒家思想最重视道德观念、道德品质和道德实践，可是孔子在讲到这六种重要道德德行的同时，似乎把它们放到了一边，而用一个“好学”来补充，来强调好学的重要性，应该说这在孔子思想中也是很少见的。

从这几句话中，我们得知，信本来是个好德行，但孔子却说“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贼”的意思是说容易被人利用。“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就是说一个直率的人如果不好学的话，它的弊病就是容易伤害别人。“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勇敢的人如果不好学，就会作乱闯祸。“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刚强不学法度，就会胆大妄为。

因此，孔子在这里着重强调“好学”，而且每一个道德德性都需要跟它形成一个互补关系，所以“好学”在孔子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仁、智、信、直、勇、刚这些重要的德行的形成和发挥作用，都不能离开好学，不能离开好学的德行和实践。如果不是和好学德行结合在一起、不是与好学的实践结合在一起，那么这些德行发生的作用就是偏而不正。因此，“好学”的重要性在孔子思想体系中就突显出来了，而“好学”明显指向学习和教育的过程。这样一来，好学在孔子思想里的重要性就表现出来了，而好学我们说它明显它是指向学习和教育的过程。

因此，孔子讲的“好学”，首先是着眼于教育。同时，他也重视教育，这对整个人生以及个人的德行实践都起着一种积极的重要的作用。所以，孔子对子路说的这六方面的美德不是偶然的，是与好学之德的关系作了明确阐述，表达了孔子对德行和学习、伦理和理智这种整体的平衡的了解，因而每一项道德德性，必须要跟“好学”这个德行结合起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思想体系里对好学的确是非常重要。

当然，我们也不能把“好学”变成一个孤立的思想。因为在孔子的思想里“好学”在它整个结构里也不是一个独立自足的，也要和其他的思想、美德结合起来。但是有一条，如果只讲好仁好信，孔子就不成其为孔子了；孔子之成为孔子，必须是强调“好学”的。只有“好学”这一概念的提出，才能够体现作为一个教育家的孔子。

二、学道

孔子特别重视好学，也是他很推崇的一种德行美德。那么，按照孔子的思想，这种美德应该体现于人一生无休止的学习过程。孔子既然是提倡好学的，又是好学的典范，那么不禁要问，他所说的好学，学的内容是什么？宋代的儒者就明确提出了孔子所好何学的问题。

宋代思想家程颐，在太学里做了一篇答卷，题目就是《颜子所好何学论》。颜子就是颜回，孔子不是讲颜回好学吗？好的是什么学呢？这就是颜子所好何学的问题。北宋时期，新儒学的兴起，起源于一个提问，这个提问就与好学有关。那么，到底好学的内涵是什么？颜子好学，好的什么学？为什么说圣人之徒三千，只有颜回一个人好学？圣门能够通晓诗书六艺的人应该不少，为什么单称颜回好学呢？

根据《周礼》和《礼记》，诗书六艺在孔子之前的时代，已经是当时贵族教育的基本内容了。《史记》上更是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在孔子的时代，就已经把以前贵族教育内容即诗书六艺扩大为有教无类的一切对象，把教育变成对一切人的教育，使得诗书六艺成为孔门教育的一般性内容。

我们看孔子的教育内容——把诗书六艺分开来看，六艺指的是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在春秋时代属于贵族教育的内容；到了汉初，概念上把六经的学习也称为六艺。

于是，孔子思想和他所主张的教育实践里有两个六艺：一个是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一个是《诗》《书》《礼》《易》《乐》《春秋》的六艺。为了不混淆，我们还把后者称为六经。那么，六艺和六经在孔门的教育里应该都是所学的内容。二者相比较，六艺更多的是作为技术层面所进行的学习和教育；六经应该是作为经典的学习和教育。所以，二者的地位是不能用量来计算的，不能说哪个课程用的时间多少。

因此，好学的对象应该包含这两部分内容，也就是说孔子对这两方面的教育都很重视。但比较而言，孔子对于以六经经典为核心的教育应该说更加重视，因为六经不仅是人文教养，而且是文化传承。所以六艺与六经应该说在所好何学“学”的范围里是不一样的。

虽然六经的学习在性质上可能更加重要，但是六艺与六经在孔子的教育领域里更多地属于知识教育的范围。当然，对六经的学习可以有超出这个知识范围的另外意义。而对六经、六艺的知识教育也并不是孔子教育思想的全部，因为《论语》中的内容大多还是在诗书六艺之外。如果从“教”的角度看，孔子对六艺六经的知识性学习教育，应该体现在《论语》中的“四教”——文、行、忠、信四个方面。后人还把孔子的教育表现为“四科”，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文就相当于文学，忠信就是德行。《论语》中还有一些属于言语和政事方面。因此，以“四教”“四科”的说法来表述空门弟子的学习内容要更加全面一些。

作为技术的六艺是一个基础课程，作为经典的六经学习是一种专业课程，但是“四教”“四科”全面地反映了孔子的教育理念和实践，更完全更完整。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四科”中把德行放在首位，说明孔子还是把德行教育作为整个教育体系的核心。因而，从“四教”和“四科”结合起来看，孔子思想以前以六艺为主的教育已经扩大到全民，而他的教学实践也体现了他的教育理念，也已经超出了经典教育理念的范围。也就是说，孔子的教育理念成为以人文知识为基础，把教育要发展为一种全面的自由人格教育。

今天在讲教育的时候，特别重视通识教育理念，就是以人文知识为基础的一种全面的自由人格教育，这一点其实早在孔子的门下就已经体现出来了。所以，今天我们讲孔子的教育理念，应该说不仅仅是以六艺为中心的技术教育，也不仅仅是传承六经的经典学习，它已经是一个全面的自由人格教育。

因此，在《论语》中，孔子的教育理念最重要的就是成为什么样人格的人。这在孔子之前的时代没有出现过，在这样的基础上，孔子提出了以君子的理念为核心的教育。这也是我们今天讲孔子的教育思想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这样的一种全面的自由人格教育，在孔子时代特别是以君子的理念为核心，就体现了所好何学。所好何学，首先就是君子之学。这是孔子思想在学习、教育、理念这方面凸显的一个突出的特色，而君子之学，应该是《论语》中特别重要、能够体现孔子思想的教育的理念。

三、圣人可学

宋代以后的教育实践、教育理念提出“圣人可学”这一问题，从根源上讲，包含了古典教育内在的一个发问。

从“教”的角度，有很多知识是可以教的，包括数学的知识、地理的知识等，就是关于事实的知识是可以教的。除了事实的知识，那么人的德行的知识、人格的知识能不能教呢？这是一个古典教育内在的问题。

希腊思想家、教育家柏拉图在他的《米诺篇》中通过苏格拉底和米诺的对话，他提了一个问题，说美德能教吗？这也是个教育的问题。柏拉图是个教育家，说美德非常重要，但是美德能教吗？这包含两个问题：一个是老师能不能把美德教给学生；另一个是学生能不能从老师的所教中学到美德，这就是古典教育的内在发问。按照柏拉图的叙述，苏格拉底开始对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他不知道美德能不能教给别人，但是后来他有了明确的结论就是美德不可教。

如果这个来问孔子和儒家，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答案呢？当然这很难简单地给出一个答案。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虽然不能简单地说美德可教，但在儒家思想里可以明确找到美德可学的明确答案。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儒家和孔子对这个问题在教育学上的一种回应：就是美德可不可以通过一个教育的过程来获得？提问者当然是从“教”的角度来讲，孔子是从“学”的角度来回应。

圣人可学，在北宋时期就已经明确表达出来了。其实，在先秦时期已经有包含这种思想的叙述，但是明确的回答还是北宋时期的周敦颐。他在《通书》中所说：“圣可学乎？”圣人是美德的集中体现。“曰：‘可。’”明确的回答说可以。周敦颐的学生程颐，也设问：“圣人可学而至欤？曰：‘然。’”问题是相同的，回答也是明确的：圣人可以学。所谓“圣人可学”，其实说的是圣人之德可学，圣人所体现的美德是可学的，不仅圣人的美德可学，而且人可以通过学习圣人之德，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圣人。

那么，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提的问题即是说“德可教乎”，中国的儒家更倾向于用“圣可学乎”来表达儒家的问题意识。儒家通过圣人可学的观念，肯定了美德可学。当然教和学是不一样的，但它们还都属于教育的范畴。

如果把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问题转化为美德可以通过教育获得，那么儒家讲的对于德可学、圣可学的肯定，应该说肯定了教育跟德性的这种联系，主张德性不管是伦理德性，还是理智德性，都可以通过学来获得。

这是宋代儒学里非常明确的回答。其实，宋以前已经有了这样的理念，比如荀子，荀子《劝学》中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其数”是讲课程的阶段，其义就是讲教育的目标，教育的目标就是“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教育的目标包含了把人通过学习来达到圣人作为教育的最终目标，这也是肯定圣人是可学的。

当然，古代并没有在达到圣人的目标之前把这个学和教的具体过程做具体的表达，但是通过学习达到圣人的目标是肯定的，而且这个目标从儒家角度讲，美德可学，能够学到和获得，不是仅仅通过教来达到，而是通过教和学的连续的整体过程来达到，并且特别强调其中学的概念。这是关于圣可学的概念跟古典教育的关系。

四、成人之道

关于君子之学的教育，所好何学应该归结为君子之学。

在君子人格和德行方面，作为儒家“学”的目标，除了是君子作为儒家的人格典范以外，也包括圣人所体现的完整人格。

首先就是仁。仁，是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的一个中心观念。后来儒家对于《论语》的解释，这个“仁”是人的全德，就是包含仁义礼智的仁，不是某一个方面的德行，是代表了一个整体的品质，这也是广义的“仁”；而狭义的“仁”是跟仁义礼智相区别的。儒家的教育理念，最终是要注意培养一个全德的人。

古代的礼数，有一个“成人”的观念。古礼中的“成人”指的是成年的男子，而孔子则将“成人”的观念转变为完备人格的概念。一个人成长到具有完整的形体能力、完备的人格，就是具有知、不欲、勇、礼、乐、义等多方面的德行。孔子把它叫做“成人”，见利思义、见危授命的人是成人。所以，成人的观念在孔子这里作了积极的转化，变成了完备的人格。

在《管子》中也讲“既仁且智，是谓成人。”成人的观念，在中国思想发展中就从一个生理的意义上的成人变成了一个人格和德行意义上的成人。荀子后来也说过，说有德操的人才是成人，完美的人才是成人。所以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培养这样的成人。到了北宋，理学家邵雍就把具有全德的人叫作“全人”。

因此，儒家所理想的教育，是要服务于一个人精神的全体的全方面的成长，而不是要把人培养成一个具有专一的单一的技能的人。

在孔子以前，还没有人建立起这样一种成人、全人的理念，到了孔子以及后来的儒家才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全人教育的理念。

所以，儒家的教育理念，是以好学观念为基础，重视经典的人文教养，以君子的榜样为学习模范，以圣人人格的整全性为教育的培养目标，强调成人或者全人的教育理念，特别是突出学和自我的主动性。在教育过程里，始终着眼在把人变成全面发展的高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