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君子观包括日常生活修养、四大修养原则等内容，其核心修养内容则是仁义道德，即人性的自觉和实现。《大学》《中庸》《孟子》《易传》《荀子》发展了孔子的君子观，提炼出君子之道，定格为理性的君子之学。儒家君子观关注作为人性修养理想人格的君子，在古代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是我国历史上探索人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尝试，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君子观是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是人学，研究人成为人的问题，即研究现实的人修养成为理想的人、进而推动现实的社会发展为理想社会的问题，可谓“人人”之学。人成为人，展开于社会共同体如家庭、国家中，落实于社会分工角色上，各有其具体要求。如丈夫要努力学习，提高修养，成为合格的丈夫、理想的丈夫、标准的丈夫，要守夫道，要遵循丈夫之所以为丈夫的道理，符合“夫”概念所规定的内涵，是为夫夫。妻子也是如此，父子、君臣、兄弟、朋友、师生等莫不如此，遂有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等人成为理想的人的光辉大道，古人称为“达道”。这意味着，人要成为理想的人，就应在人性修养基础上各尽其社会分工的人伦职责，如家庭职责、国家职责、工作职责、社会公共职责等。有一不尽，则人性的自觉和实现便有亏，便不足以谓为全人，也不能谓为有道德的人。现实的人成为理想的人，有其人人相同的人性根据，也有其能够成为理想的人的现实生产生活基础，有其家庭、国家等社会共同体中的分工角色，但同时也会打上历史的烙印，出现种种不足。在儒家看来，理想的人包括君子、贤人、圣人等。这些理想人格，乃是对现实人的肯定和批判、引领和克服，它最终只是帮助人们超越现实，实现理想。君子是紧邻现实人的理想人格，可以作为人性修养中实现全面发展的第一个目标。进行君子修养，容易着手，较易实现，让人不那么望而生畏。

《说文》:“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段玉裁注:“尹，治也。”君本指有尊位、发号令的治事者，即领导人。《仪礼·丧服》:“君，至尊也。”郑玄注:“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如孔子称“仪封人”为“君子”(《八佾》)，谓“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泰伯》)，君子显然指“在上之人”。进而君也指主宰者(如《荀子·解蔽》:“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统治(如《管子·权修》:“君国不能壹民，而求宗庙社稷之无危，不可得也”)、封号(如孟尝君、平原君等)、敬称(子孙称父祖辈为严君、妻妾称夫为君、彼此对称为君等)。从受人认可、尊敬的贵族地位或统治地位，或从表达善意期盼的敬称，可以看出，“君”不仅指统治者，同时也暗指人性得到一定的确证和实现后达到的一种理想人格境界。由此，由君引申发展出君子这一指称具有一定人性修养的理想人格词语，表示一个人比较自由，做主人，发展到一种不受束缚的人格比较自由全面的发展状态。

人类文明史的中心是人的发展，人性自觉和人性实现是人发展的核心内容，也是人性修养的两大步骤。儒家君子观对人们进行人性修养、养成君子风度、推动人的发展进行了探索，在中国古代社会价值标准的确立、价值评价、道德实践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人人自由全面发展;儒家君子观对历史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进行的实践、探索，不可多得，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当得起君子称谓的人，应具备君子修养，达到君子人格，拥有君子风度。在孔子看来，君子可谓人们进行人性修养的现实榜样，在德行、做事、从政、爱民等方面都有一定素质和能力。在治国理政中，君子可以“大受”(《卫灵公》)，被委以重任，起中流砥柱作用。他评价郑国贤臣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当时礼崩乐坏，天下无道。孔子要求每个人自己先提高自己的人性修养，然后仁爱他人，帮助他人也不断提高其人性修养。他希望社会上每个人的修养都能够不断提高，从而推动人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局面，实现理想社会。孔子的君子观正是其儒家人学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孔子的贡献在于，他将君子发展为一种理想人格，孔门遂有“君子儒”(《雍也》)的称谓。孔子将君子改造为理想人格，建立起君子观的理论框架，成为儒家君子观的典型。随着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君子观的内容逐步充实丰富，《大学》《中庸》《孟子》《易传》《荀子》等著作，都是先秦儒家发展孔子君子观的代表作，它们与《论语》一起，构成我国古代儒家君子观的经典文本。其中，孔子的君子观是基础，思、孟和《易》、荀构成孔子思想发展的两翼，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交相辉映，成就了儒家君子观的丰富多彩，使儒学能适应和满足现实不同人、不同时代的需要，扩展了儒学分析和解决现实人生和社会问题的空间，增强了儒学的历史生命力。孔子提出君子人格，思、孟凸显了“君子之道”，荀子则进而提出“君子之学”概念。从君子观发展为君子学，可以看成是先秦儒家君子观在认识和表达形式上逐步深化的表现。

一、君子的日常修养

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君子应有哪些修养?依照孔子的看法，有以下多个方面：

NO.1 好学

在修养中，以孔子为代表，儒家最重视理性的学习活动，认为学习是人们“希贤成圣”的基础和必经之途;从宗教角度说，学习也是人们信仰或信念产生和确立的前提。人们应先学习而后信仰，而非先信仰而后学习。这在宗教氛围浓厚的时代，接续春秋重人、理性的传统，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宗教学术化、信仰理性化的历史趋势，开辟了理性认识为主的学术思想新时代。

孔子自己一生好学，学而不厌，活到老学到老，学而不已，可谓好学的榜样。他因此将“好学”直接断定为君子的必要修养，一种必备的美德，主张“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不求安饱，乃就个人修养而言，非谓国家不重视解决民众的温饱问题。个人一心注重学习、提高，无暇顾及个人生活享受。反之，一个人太关注生活享受，则难专心学习。鲁迅曾说过，一个人生活太安逸，进取心就减退了。“敏于事”，做事勤敏得力，“慎于言”，言语谨慎，皆好学的实践表现。“就有道而正焉”，主动接近有道之士，向他们学习，仿效他们，见贤思齐，在当时是主要的学习活动。

NO.2 志向 

志之所向，即理想。在儒家看来，认识和觉悟“道”(即真理)，实践和实现道，使自己成为有道之士，并帮助他人成为有道之士，最终让天下有道，是人们进行人性修养的目标。就个人修养而言，这些目标连成一线，最低是君子，最高指向圣人。孔子要求人们“志于道”(《述而》)，应“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始终行进在“上达”(《宪问》)的人生道路上。上达，积极向上。有修养的君子总是不安于现状，绝不沉沦堕落，而是积极上进，精进不已。人性修养上进的方向，就是人性自觉和人性实现。就社会建设而言，人性修养的目标是让天下有道，《大学》细化为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礼运》等具体化为小康和大同。

君子求道理想的树立，不是功利计算的结果，而是源于上天的使命、做人的天职。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在孔子“知命”说中，“命”有性命、使命、命运三义，则“知命”即指:觉悟并实现人之所以为人而非鸟兽的性命;意识到并承担做人尤其是担负君臣、父子、夫妇等社会分工角色，尽到不同工作职责的使命;对于经过人所有努力而得到的事情的结果、事态的结局，不管是否如意，都有清醒的认识，予以理性的承受。

孔子还讨论了君子立志的具体内容。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认为这是“夫子自道”(《宪问》)。《中庸》进而将知仁勇视为“三达德”，则追求具备“三达德”乃是君子的修养目标。

NO.3 情怀 

君子超越了个人得失利害，心里总想着天下国家;君子对天下国家的事业有理性认识，对其内在规律有准确认识和把握，既能承担人生天职、社会责任、历史使命，也能承受经过不懈努力的任何结局，不愧疚，不遗憾，不后悔。故“君子不忧不惧”(《颜渊》)，“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小人或局限于私利，心胸狭窄，或局限于认识不足，在人生、社会、事业面前大多自卑，缺乏自信，故多忧戚。即使君子得志，也不得意忘形，而是“泰而不骄”;小人一旦得志，便“骄而不泰”(《子路》)，骄傲自满，颐指气使。

君子虽然有做人的担当和自信，但天地广大，真理无限。在天地、真理面前，君子很谦逊;面对有终极性的天命、大人、圣人之言，君子有敬“畏”(《季氏》)情绪。谦逊是对自己不足的客观估价，敬畏是对无限真理、广大天地的尊重。一个人谦逊而又有敬畏心，自不会肆无忌惮，无所不为。

君子有没有厌恶、愤怒等消极情绪呢?当然有。厌恶那些自己安“居下流”(《阳货》)，不求上进，却嘲讽、打击积极上进者的小人，厌恶那些勇敢而无礼义节制的莽撞者、果敢而缺乏理性认识支持的武断人。至于义愤填膺，怒所当怒，正是君子的正常情绪。

NO.4 言行

在孔子看来，君子应该言行一致，行先于言。他告诉善言的子贡，应“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又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还认为行快于言，行重于言，最好“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

孔子将语言作为表达工具，认为君子对于语言表达，不能苟且应付，应充分重视。他说:“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子路》)因为语言是仁义道德等人性的表现工具，人性的内容、人性的自觉和实现一定可以借助语言表达出来，而且言之必可行。这些语言表达一定可以运用到修养实践活动中去，引领人们的修养不断提升，最终实现圣人的理想人格，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言顺”“辞达”是语言表达的理想，在孔子看来，这有助于事业成、礼乐兴、刑罚中，有助于治国理政，民有依归。

君子修养会表现在言辞中，成为言辞修养。孔子教人，有“不学诗，无以言”说，则言辞修养正是人性修养的一部分和外在表现。如此，人们可以借助一个人的言辞观察其人性修养如何。但人们评价一个人时，既不能只看言辞表达，而“以言举人”，也不能将其语言修养等同于其整个人性修养，而“以人废言”(《卫灵公》)。

NO.5 交友

君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推己及人，有仁爱家人、国人、天下人的情怀，故君子乐于交接贤良朋友，并“乐道人之善”(《季氏》)，“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颜渊》)。君子仁爱他人，不是一味维护其个人私利，而是站在人性高度，判断其人性修养发展的前景，以此确定其真正利害之所在，而后帮助他们。故“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周，普遍，以义理为准。比，偏党，只是私利泛滥。周和比都是亲厚、仁爱他人，但有公私义利之别。君子周而不比，故“群而不党”(《卫灵公》)，小人反是。君子以友辅仁，借助朋友交往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性修养。根本上，“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和，多样性统一的心理状态，有朴素辩证思维色彩。同，单一的同一。事物本为多样性的统一，今一味求同，则其不顾客观事实，而居心叵测可知，故为小人。

在人类社会中，难免存在竞争，孔子特别突出了君子“不争”(《卫灵公》)、“无所争”(《八佾》)的修养特征。君子不争个人私利，不计个人得失厉害，一心为公。所谓“无所争”，指君子没有和其他人的利益冲突矛盾的个人私利，故在个人得失利害面前，雍容揖让，温良谦恭，自有君子风度。本无所争，故不争;不争本于无所争，君子有超越个人利益的远大理想。如是大义、公义、道义所在，则君子“临大节而不可夺”(《泰伯》)、“不能淫”且“不能屈”矣。小人私利当先，结党营私，故见利必争，见害必避，以致肆无忌惮，无所不为。

二、君子修养的四大原则

在孔子那里，君子修养内容丰富，但都遵循内外交养、理性、反省和礼法规范这四大原则。

NO.1 内外交养

孔子认为，君子修养既包括内在仁爱修养，也包括外在礼仪修养，是内外交养。他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的原则。内在感情胜过外在礼仪，或者根本就是有内无外，这是粗野;外在礼仪胜过内在情性，则“诚或不足”，不免流于虚伪。只有内外交养，文质彬彬，才是好的修养。

在孔子看来，在内外交养中，内在修养是基础，是根本;只有内在修养才能使君子具有外在威仪。他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学而》)一个人具有内在厚重的修养，是他具有威仪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内在厚重修养，说明其学习不牢固，没有真正自得;或者说，一个人如果没有厚重的内在修养，则其学习也不会牢固，而能有真正自得。

NO.2 理性

人全面发展、社会不断进步的基础是人们的理性认识发展，理性能力增强，即科学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孔子已注意到理性的重要性。《论语》记载: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雍也》)朱熹注:“欺，谓诳之以理之所有。罔，谓昧之以理之所无。”君子有仁爱心，急人所急，有救天下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但君子并不愚蠢，而是懂理的，有理性认识、理性能力。有人可假借合理的事实欺骗君子，但要是编造不合理的事情，便绝不能得逞。君子的理性修养源于学习和实践，即“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雍也》)。学习要下学而上达。在博学基础上，进行理论概括和礼法实践，是为“约”。“君子不器”(《为政》)，有理性修养的君子，自有其高于一般人的才识，即他们对普遍真理有认识和掌握，突破了器物功能单一、容量有限、只能按照既有规定性自在存在和运动、只能充当工具而不能做主体等局限，也超越了才艺技能的专业修养，而可以通达万事万物之理，兼有万事万物之能，贵为万物之灵，自做主宰，是为“不器”(《为政》)。“不器”，正是君子作为人全面发展初级阶段的理想人格在理性修养上的集中表现。

NO.3 反省

在理性认识方法中，孔子发现自我反省方法有其独特的重要意义。和认识外物、世界不同，认识自我，必须运用自我反省方法。自我反省方法是儒家发现人性善的基本方法，孔子已开其端绪。

孔子已经重视自我反省方法，如“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求，寻求。求诸己，在自己处找问题的根源。又如“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卫灵公》)病，以……为病，相当于怪罪、归罪。与求诸己之从正面言相对，此专从反面说。可见，孔子反省自己，面临问题时，重在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是针对顺境、成功宣传自己的功劳，给自己脸上贴金。有修养的君子，面临难题，身处逆境，绝不怨天尤人，怪罪他人、环境、父母、历史等。

再如，孔子提出“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这“思”，不能是一般的思维，大多都是反思，如“见贤思齐焉”的“思”即是。九思，即九个方面都要反思。这九个方面非消极因素，多中性描述。故这种反思，一种可能就是追寻“明”“聪”等现实能力背后的逻辑依据或先验能力。孔子强调，君子应在学习、克己修养中反省自我，在社会交往中也多反思自我，找找自己本性中潜藏的依据或能力，给自己持续不断的修养和使命寻求本原于人性和天命的形而上根据或先天能力，这就是他以仁义道德为本质内容的人性论，和以“知天命”为核心的天命观。

在儒家修养论中，反思是真正进入人性修养征途的门槛，也是觉悟人性的认识途径和桥梁，是“明明德”之明觉的主要方法，还是“亲民”的基础和前提。孔子的知己、尽己、克己、成己，都是明明德内圣工夫，为亲民外王事业做准备，为成人、成物做准备。孟子大力发展了儒家的人性反思方法，人性善命题，良知良能等范畴就是他反思的成果。以孟子为例可见，儒家反思的内容，主要在认识自己，觉悟人性。在评价自己时，既要肯定自己，也要面对自己，批评自己;从而提升自己，超越自己。用问题意识表述，就是不仅要追问自己何以可能的先验根据，即人人具有与天合一的至善本性或良知良能，而且追问自己何以能与何以不能的现实原因，即是否修养，或修养是否恰当，或修养工夫是否足够。如孟子说，尧舜与人同，但尧舜成为了圣人，我何以没有成为圣人呢?这是找自己之所以不能的现实原因，然后对症下药，自然药到病除。孔子见不贤而内自省说，则当是反思自己有无他人不贤的情况，追寻其修养原因而后克服之，已开孟子反思端绪。

NO.4 重道德礼法

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肆滥矣。”(《卫灵公》)一个人无论修养多高，或者无论有没有修养，都应遵循社会基本规范，即礼法。特别是在穷而不达、贫而不富、贱而不尊时，在遭遇挫折、失败、痛苦时，在造次、颠沛时，尤其要有底线。至于“君子三戒”(《季氏》)说，则是从“血气”角度强调底线礼法修养的意义。根据后儒看，要彻底做到这点，还需要理性认识和变化气质才行。

君子修养的意义在于，使礼法规范的遵循由外在强制升华为内在自觉和良知制裁，为人类制度文明奠定心性修养基础。一个人有理想，有道德，遵纪守法，正是其有人性修养的表现。

三、君子修养的本质内核是仁义道德

君子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修养有内在联系。好学是修养的基础和入手路径，志向是修养的心理动力和引导，情怀、言行、交友是修养的人生社会平台，也是修养在人身心和社会各领域的表现。其内在联系的根本基础是人性及其修养，古人称之为仁义道德修养。好学要求从认识上觉悟之，志向是情意上爱好、追求之，至于情怀、言行、交友等修养要求，则是仁义道德修养在人心理、言行、社会关系上的自然表现，内外交养、礼法底线，及理性、反思省察原则，则是仁义道德修养分别在主体、方法和规范上的表现。

人皆欲得富贵、去贫贱，但孔子主张，“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里仁》)。孔子还发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怀，想念、追求。德，道德。刑，法律惩罚。道德、法律，都是调节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规范。小人怀惠怀土，只是求眼前小利，苟安务得，所得未必能令其“安”。君子怀德怀刑，则是要在守底线的基础上，更借助人性修养不断提高，让天下无道变为天下有道;事情发展的结局或许并不如人意，但尽心尽力，仁爱众生，自能心安理得。

在孔子那里，道、德是人性的内核，表现为衡量得失利害的价值标准，它的实质内容就是仁、义。子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仁是君子的本质特征，仁爱是君子的主要情感。不仅在得失利害、取舍出处之间，而且即使在平常任何时候，在急遽苟且、颠沛流离的非常之际，也不“去仁”，绝不不仁。

孔子讨论君子与义(即应该、道义)的关系较多。面临诸多价值选择时，君子“义以为上”(《阳货》)，道义优先。这是因为君子“喻于义”(《里仁》)，君子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始终认识、觉悟、追求、实现道义，不只看见功利;君子急公好义，绝不以个人私利为衡量标准。对于天下滔滔者，君子无适、无莫，“义之与比”(《里仁》)，以道义为人性修养的核心内容，出处去取、言行活动都围绕义进行。在人性修养中，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卫灵公》)，道义修养是实质内容，而礼仪法度只是其表现形式。

儒家所谓仁义道德，其外延指人的本质属性，和我们今天通常理解的、源于古希腊伟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所谓伦理道德不完全相同。作为人的本性，它是至善的，也是真善美信用的统一，在社会政治经济活动中也表现为人的无限潜力、现实能力。君子就是对仁义道德等人的本质属性有一定认识觉悟、有一定实践遵循的人。而日常生活修养、四大修养原则，都是这种本质属性得到确证和实现的体现。仅仅凭借这一点，君子就超越了那些心胸狭小、见识浅陋的平庸小人。

孔子以仁义道德人性论为基础，关注理想人格问题，建立起比较成型的君子理论框架，成为孔子人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构成后儒不断诠释君子人格的原典材料。

四、《学》《庸》《孟》《易》《荀》的君子观

孔子之后，儒家讨论君子人格成为传统。《大学》和《中庸》开始将君子观抽象化，深入发掘君子人格中蕴含的思想内容。

曾子论君子较多。他认为，君子是遵守礼法规矩的人，令人可信，可负重托，如“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泰伯》)。君子的才德足以辅幼君，摄国政，节操至于蹈危难、临死生而不可夺。曾子临终，还强调容貌、颜色、辞气等符合礼仪规范，远离粗鄙暴慢。就连认识、欲望、情感等，也“思不出其位”(《宪问》)，尽力按照反思所悟的人性高位、修养境位、社会分位进行。

据说由曾子写的《大学》，讨论君子，有内圣外王的“大”人格局，而此种人生大格局，源于理性的学习和实践修养活动。它诠释《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句，认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指君子“自修”情状，而“终不可諠”则指“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为什么民众对君子不能忘?因为“君子先慎乎德”，注重个人修养，有德故能得人，有人就有土有财。在个人修养中，君子诚意、慎独;在社会政治和日常生活中，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对他人产生了本于人性的强大感染力，能使人“没世不忘”。看来，在《大学》那里，君子就是致力于进行内圣外王人性修养，并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业中取得一定社会成效的人。

《中庸》从君子修养中提炼出“君子之道”说，提升了儒家君子观的抽象思维水平。它强调，君子进行慎独等修养外，尤其应借助“诚之”人道修养，拥有更高的理论思维水平、更强的理性能力，即一种“中庸”“时中”的辩证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有中庸修养的君子，既有对普遍必然真理的认识掌握，又有匹夫匹妇日用常行之道的修养。“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就是“尊德性而道问学”，沿着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五达道，运用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步法，提高人性认识，进行人性修养，追求具备知、仁、勇三达德。这样坚持下去，“居易以俟命”。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君子遵道而行”，而有“君子之道”的要求，包括“费而隐”，极高明而道中庸，于平凡中见奇迹，在人世间显神圣;“以人治人，改而止”，言行相顾，不敢不勉。在人格上，在理性认识上，君子“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达到“可与入德”的人性修养高度，自觉人性并实现了部分人性。

有中庸修养的君子，有强大感染力。君子的强大，乃是“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是一种源于人性修养或文明修养的强大精神力量;君子作为人的榜样，具有广泛、持久的影响力，“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天知人，“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美名传天下，达到“不动而敬，不言而信”的良效。这似与孔子由后天修养逐步提高而至的圣人形象较为接近。

在儒家影响下，战国中期，“君子”称谓的意义更加丰富。一是指治国者或有一定人性修养的人。在孟子处，君子有时就指治国者，如“君子犯义，小人犯刑”(《离娄上》)、“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之类;君子还指有修养的人，这方面孟子论述较多。如“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即“取诸人以为善”(《公孙丑上》)。“伯夷(清而)隘，柳下惠(偕而不自失，但)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公孙丑上》);或指历史上有修养的人，如周公，孟子称之为“古之君子”，他有时也用“今之君子”暗讽当时陈贾那种无所作为而又贬斥圣贤的大夫。孟子说:“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公孙丑下》);更指现实中有一定修养的人，如指称孔子及其弟子“厄于陈蔡之间”(《尽心下》)。公孙丑问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离娄上》)。二是继承《中庸》“君子之道”说，并将它作为儒生们的言行活动标准。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滕文公下》)

孟子和孔子有不同。战国中期，战争频仍，杀人盈野，灭国众多，人性异化，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现象更加严重。故孟子一方面深入发掘人性修养的心性内容，另一方面也更为关注国家如何治理，如何王天下的问题。为了鼓励时君世主做仁义豪杰，鼓励人们有道德个性，孟子的君子观凸显了君子的心性修养内容和做“大丈夫”的意义。

第一，君子有心性修养。在孟子看来，君子是有理想、有追求、有尽心知性知天和存心养性事天修养、“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尽心下》)的人。孟子曰:“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尽心上》)食色安逸，权力名利，人之所好，本属于人的自然性，但其实现满足，有赖于外在条件，故“君子不谓性”，不认为这就是人性全部。仁义礼知，也是天命赋予给人的，但“君子不谓命”(《尽心下》)，不以为这是命中注定，而认为是人性本质内涵，应进行不懈追求。

第二，君子心胸宽“大”、心情快乐。孟子提出了“大人”“大丈夫”“豪杰之士”等理想人格作为对“君子”人格内容的补充，强调君子超越小人的“大”的品格。君子“求其放心”，道义为先，有浩然正气，有志气、豪气、勇气，胸怀天下，心系民瘼，爱民如子。孟子提出君子有三乐，为王天下之乐所不及:家人健在、俯仰无愧怍，得天下英才而教(《尽心上》)，但人生最大的快乐则是“反身而诚”(《尽心上》)，人性自觉并得到实现。

第三，君子修养源于人性自觉、深造自得。孟子提出，“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离娄下》)

第四，君子有很强的精神感染力，能带领大家在人性修养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孟子认为，“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尽心上》)君子影响他人的重要途径有二:一是推己及人，仁爱他人，即“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二是教人，而这又有不同的形式，涉及人成才的不同方面。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尽心上》)感染影响他人的方式、内容、目的等多种多样，不能一概而论，但都不能简单粗暴地强制灌输。如果说《大学》《中庸》《孟子》的君子观比较系统，强调君子的德性智慧、主体性和精神家园建设方面，有先验性，理想主义色彩重，那么，《易传》和《荀子》的君子观则更凸显了君子的社会生产生活经验内容，有现实主义色彩。

《周易·乾·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象》:“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君子见微知著”“知几其神”(《系辞下》)。《易传》除了强调道义外，也注意事实、时势、情势等的规律性，注意事情转关，并抓住此时机，扭转局势，为我所用，现实主义色彩浓郁。但它也强调道义言行对局势转换的重要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易传》对道义原则运用于日常生活实践、社会历史变化进行了重要理论探索，在儒家君子观念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荀子大论君子，《劝学》即以“君子曰”开头，而结尾则认为君子的根本修养在“德操”，《不苟》篇专论君子各方面的具体修养要求和表现。并论君子之学曰:“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蝡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劝学》)荀子提出“君子之学”概念，使儒家君子观上升成为君子学，完善了君子人性修养的方法和表现形式，使儒家君子修养定格为理性修养。荀子强调君子应有“诵经读礼”的经学意识、礼法意识，还应有“壹民附民”的社会政治功效;重视解蔽的“大理”认识和“明分使群”的礼法修养，情欲克制，提出“公生明，偏生暗”说，强化了君子的公心修养对于国家统一和治理的重要作用，反映了国家即将统一的时代形势。

五、君子是任何时代的社会中坚力量

道家认为，君子有仁义道德修养，如《庄子·天下》概括的:“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据《中庸》“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说，君子还只是“近乎”有智慧、仁德、勇气的人，则君子的本质特征就是本于真善美信用等人本性的觉悟，好学而力行真善美信用而能克服自私自利心、消除假恶丑伪害的人。

君子有知天做人的责任感、使命感，不为贫困、艰难条件所拘，有求道之志，有仁义道德、遵守礼法等人性修养，立身行事交往有原则，胸怀坦荡，乐于助人;君子由小人提高人性修养而来，君子能体会小人心思而又超越了小人低下的人格境界，知道万物相反相成而能和而不同，知道万物运动物极必反而能物来顺应，坚守底线，知道“小人喻于利”而能在满足其利益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引导其向上向善，具备公正无私品德、民胞物与情怀。关于求道之志，北宋张载发挥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君子理想远大而又脚踏实地，有德性修养而又有个性，或用情专深，感人无穷，或意志坚定，坚韧不拔，确乎可以愚公移山，或见识精深而高远、掌握了真理，或反应敏捷，执行力、行动力强，不必只是一个模子。

君子作为社会中坚，本应和社会生产活动密切相关，换言之，理应成为社会生产的主力军，成为劳动者的主体力量。古人所谓君子，似乎更多针对书生、针对精神文明建设者而言，农工商各业体力劳动者的修养提高，言说不多;但从儒学是人学，是针对所有人而言的学问看，所有生产劳动者自然应在君子观的涵摄范围内。但古人却未明确提出劳动群众的君子化问题，这和当时历史条件有关。在自然经济、小农生产条件下，社会生产活动对于人性的展示、自觉和实现的意义，尤其是对于人类社会历史演变的意义尚未充分展示出来，学人们未能特别关注这一点，不足为怪。在近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人性展示更加充分，人性异化更为严重，人性论进入近代时期。但我国近代历史不长，社会化大生产还在进行中，故在近代人性论指导下的近代君子观尚未成型，这当然有待于我们学人的努力。

古代君子似乎是一种综合人性修养。现在社会分工细密发达，专业人才成为主要的人才群体。专业人才是否就不需要做君子呢?答案是:专业人才也应争做君子。因社会分工而出现的掌握专业知识技能的人，如果再辅之以德性修养，便是君子。

从抽象的人性到具体的人性，必须经历具体化发展过程。人性的实现，就是抽象和具体、共性和个性辩证统一的过程。同理，人性的实现，也是同一性和多样性统一的过程。专业人才、个性突出的人，正是人性部分实现而超越常人的人。但个性不离共性，多样性不离同一性。独木不成林，一花不是春。即使参天大树，也只有在众多默默奉献的小草中才能显现其挺拔与高大。个性只有在共性中，才成其为个性，多样性只有在同一性中才成其为多样性。人的个性，人专业发展的多样性，也只有在人性这一共性中、同一性中，才显示其应有价值。专业人员、作家、艺术家等有个性的、有多样性的人士，也只有在人性修养基础上，和人民群众结合，才能成就、显示其君子人格。

有个性、有多样性的人，如果有人性修养，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就可以像君子一样，成为社会中坚力量。在今天看，君子应有生产修养，有生活质量，有生活品味。君子有一定的文化修养，代表了一个社会的基本文明程度。君子不仅懂得自己的权利和合法运用权利、保护自己的权利，而且还有权力、能力去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君子穷则感染乡里、邻里、同事，化民成俗，达则兼善天下。在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专制社会里，人性易被扭曲，人不成其为人，人即使有个性也常被贬斥。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社会生产的统一性使人的社会生产方式、需要、消费、生活方式趋同，人的个性无奈被磨平。但因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个人能力增强，人的个性也能得到更强的个人生产生活能力支持。出于克服自私自利的目的，我们需要讲诚信、守法纪的市场经济，而不要市民社会;我们需要有修养、有个性的君子，而不要卢梭所谓“根据自然秩序，个人意志总是强于公意”的小市民。

君子应当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发现真理，提出新学说，发明新技术，创作新制度，引领形成新美俗。他们可能人数较少，但他们就像人类社会中的盐，“没有他们，人类生活就会变成一潭死水”〔约翰·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76页〕。也可以说，君子是文明这条龙的眼睛，人类创造文明，描绘文明龙，画龙点睛，关键在点君子这只眼。君子的性能，至少应该是，走到哪里，哪里就消极化为积极，充满上进的使命感，哪里就人际关系亲切，充满欢笑。君子应是人类任何时代的社会中坚力量。